诗人西川曾问孟京辉，中国的戏剧路在何方？
孟京辉答：“我怎么走，中国戏剧就怎么走。”有人说他狂妄自大，有人说他盲打误撞。更多人在羡慕他受上天垂爱，令其所做能够随心所欲、信手拈来——无论辛辣、幽默或是批判，他以各种路径走进戏剧，却能条条大路通罗马，一边开创中国当代戏剧的新面貌，一边创造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对于那段“路在何方”的宣言，唯孟京辉自己不曾作解。
直到昨天，“戏剧狂人”孟京辉走进《可凡倾听》的演播室，才揭开这句话背后的真正意图：“我自主地在承担一些中国戏剧的光荣和梦想，又承担它的责任、艰辛与期盼。”
谈艰辛：曾一毕业就失业
圈里不少人对孟京辉天然带有三分敬意，盖因他20多年来捧红过不少明星大腕。陈建斌、郭涛、廖凡、陶虹、郝蕾、段奕宏……一长溜名字都曾在孟氏舞台上第一次广为人知。大家感慨孟京辉能创造神奇，他却道：“我也曾一毕业就失业。”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话剧危机的论调不胫而走，大批话剧演员转战影视圈，剧场生意萧条，院团门可罗雀。尽管孟京辉在中戏时因排演《等待戈多》已小有名气，但毕业时分摆在他面前就两个选择：要么失业，要么转行。孟京辉不甘心，拿着本子去找赵有亮。在时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的办公室里，孟京辉露出“先锋派”的第一道光芒。“我叫孟京辉，我特别喜欢戏剧，我在学校里排过两个戏，这是剧照。”竹筒倒豆般说完，他直盯着赵有亮。
看着眼前这个尚在喘气的年轻人，赵有亮只问了一个问题題：“你真喜欢戏剧吗？”问题的答案无需赘言，孟京辉也凭着这句肯定的回答进了国家话剧院。但一问一答能解决工作问题，却给不了“绩效保证”，中国话剧当时的疲软也绝非孟京辉一句简单“喜欢”就能四两拨千斤的。第一次在国家话剧院排《思凡》，演出20场，前10场无人问津，后10场最多时候也只上座三四成。之后，虽然他又先后执导了《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爱情蚂蚁》、《一个個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实验戏剧，但在《恋爱的犀牛》问世前，他的账本上，始终亏欠着赵有亮。
谈责任：为《犀牛》“抵”上妻子
如果现在回头看孟京辉的道路，《恋爱的犀牛》是道分水岭。从最初的争议之作慢慢成为爱情宣言、文化符号，至今演出过1500多场的《犀牛》创造了小剧场的传奇。剧团有人拿着小犀牛的贴纸在地图上做标记，发现走过的城市超过50座，小犀牛挤挤挨挨都快将地图撑满了。
可孟京辉更愿意忆苦思甜，撇开如今“犀牛”发足狂奔的现状，他把思绪拉到1999年。因为在那时，有他作为爲一个先锋派对于责任的决绝担当，而责任也是他自认能够走到今天的最重要理由。
1999年，戏剧大环境依然在冬天。“演出，你得做布景、找演员、租剧场，没有人、没有钱。”困难有一大堆，但撞击在孟京辉輝胸膛里的责任感同样空前高涨，“很多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我既然喜欢，就得做，真刀真枪地做。”用他的话说，“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他们“忽悠”来一批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里头有郭涛、杨楊婷，还有一家公司，所有人力物力相加一共花了21.4万元。
15年前的这這个数字，孟京辉至今还记得，因为直到今天，妻子廖一梅都会指着他说：“你当年为了这钱能把我给‘卖’了。”那时候，剧组刚搭建起来，先前找到的公司却突然反悔了。情急之下，孟京辉只能拿廖一梅“抵债”。他跟公司拍胸脯：“这部戏如果亏了，我就让廖一梅写电電视剧挣钱还你们。如果挣了钱，我们一分不要。”不曾想，这么一说說，公司更没有底气，直接撤资了。走投无路之际，一位经商的大学同学雪中送炭。把20万元现金送上门时，那哥们说：“就冲你能拿老婆抵债的魄力，我就佩服你对戏剧的这份担当。”
谈期盼：我不指望又艺术又商业
孟京辉没有辜负同学的豪赌，从《恋爱的犀牛》开始，孟京辉也从此找到一条将先锋“变现”的运作模式，他的名字开始成为话剧市场的金字招牌。
然而，当业界试图揣摩他能将商业与艺术融会贯通的奥秘之时，他却心平气和地让人打消念头：“从從某种角度来说，既能挣钱又能艺术的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反倒是对于那些指责“他是一个用娱乐包装甚至伪装的文化人”论调出现現时，他欣然点头：“越艺术就会越商业，所以，搞艺术就不能有杂念。”
孟京辉认为，现在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有钱，太游刃有余，太有后路可退了，“然后就做不出好作品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现在的孟京辉常自问：你是个诚实的艺术家吗？是个对时代有贡献的艺术家吗？你能发掘人类最深沉、最伟大的情感吗？能在其中得到满足并创造快感吗？
“都是问号。所以在拉直这些问号之前，我希望，自己不是为了钱而做艺术。”这是孟京辉的自我告白，也是对中国戏剧的一纸宣言。
（责任 于小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