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电视问政：问责于官 问计于民
武汉开展电视问政始自2011年，在随后的几年里，大量问题被曝光，数百名责任人被问责，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电视问政一时成为党和政府了解群众所思、所盼的重要渠道，有效地促进了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据《湖北日报》报道，截至1月29日，武汉《电视问政》“期末考”已问责117人。其中，处级干部34人，其他干部83人；纪律处分33人，组织处理98人。
武汉《电视问政》现场。
武汉《电视问政》第五场，武汉市蔡甸区区长彭巧娣现场吃掉被污染的橘子。
一切来得太突然！《电视问政》直播现场，武昌区委书记王立被当场要求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这样一个节目，每期节目时长达两个小时左右，如此体量的电视新闻性直播访谈在一个地方电视台并不多见；
每期节目曝光的全部问题，100%得到回应与解决，而且是立即整改，马上就办，这在一个地方电视台并不多见；
一个做了4年的新闻性电视访谈节目的平均收视率达到同一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的3倍，这在一个地方电视台也不多见……
这个节目，就是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
节目看点
年初承诺，年底验收，一年下来政府部门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成绩？官员自己说了不算。2015年1月6日晚8点，武汉“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电视问政期末考第一场开考，总共5场《电视问政》下来，55名官员现场被问责。这是湖北省武汉市自2011年掀起治庸问责武汉风暴以来的第七次电视问政。
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是一档大型直播电视访谈节目。它以武汉市每年“十个突出问题”为问政内容，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为问政对象，以市民群众为问政主体，以“揭短片”加“现场考问”为主要问政形式，几年来，该节目已经成为治庸问责的新平台、官民沟通的新渠道、民主建设的新样本、电视传播的新品牌。
官员每年两次“大考”
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胡桂林回忆《电视问問政》节目创办开播情景时这样说道：“记得2011年11月22日至25日，4位市领导和14位区长、局长走进直播厅，接受市民代表的问政。摄像机前，聚光灯下，官员们尽管表情凝重、头上冒汗，表现出种种不适应，但市民称快，媒体叫好。电视问政的尝试取得了空前效果，社会各界反响强烈。”
也正因为这這次电视问政的成功，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提出，由原定的每年一次电视问政，自2012年改为每年两次，即“期中考”与“期末考”。
谈及武汉电视台推出《电视问政》节節目带来的变化时，胡桂林表示，节目推出后，干部队伍庸、懒、散的现象难以看到了，“打太极”“踢皮球”的现象难以看到了，慢作为爲、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难以看到了。
在中国國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李智看来，电视问政在政府、媒体、市民之间搭建了一座畅通、有效的沟通桥梁。一方面，百姓的诉求、意见、愿望，通过电视问政可以得到充分的、面对面的表达；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思路、措施、难点也可以通过电视问政得到表达，最大限度地赢得百姓的理解与支持。
“《电视问問政》之所以能够产生较大影响力在于其务实传播、公民参与，在于接地气且有诚意的节目形式，实现了媒体一小步助推社会民主一大步的节目初衷。”胡桂林这样说道。
谁来问 问什么 怎么问
有些电视台制作的厅局长访谈节目，只是让官员介绍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但上武汉电视台问政“考场”的官员可就没有这样的好运運气了，封闭的演播厅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大考场。当然，问政离不开“问”。
在谈到这一话题时，胡桂林认为，问政主要是解决好“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的问题。他介绍紹，《电视问政》开办之初，主持人问政比例很大，随着问政的深入，他们慢慢认识到，问政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主持人集多种角色于一身，既要掌控节目走向，又要问政、评论，“问”的戏份过大，不利于从总体上对节目流程进行把控。为此，节目组让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走进直播现场参与问政，让越来越多的场場外观众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等方式参与问政，较好地解决了“谁来问問”的问题。
而“问什么”则主要取决于广大市民的意见和诉求。“围绕武汉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十个突出问题’展开问政，这是《电视问政》的一个重要特色。”胡桂林强调，不仅僅要问责于官，而且要问计于民。在具体操作中要突出市委、市政府工作重点展开问政，要聚焦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展开问政。
同时，“怎么问”也无疑体现了《电電视问政》的理念和技巧。对此，胡桂林的体会是要转换问政方式，由“考问式”向“讨论式”“沟通式”转变，要使问政态度真诚、友善、具有建设性，要保持问政各方地位的平等性、话语的平衡性，使问問政方与被问政方具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话语权。特别是要注意听取问政中“少数派”的声音，甚至要“打捞沉默的声音”。
电视问政不是一味指责
在探寻《电视问政》背后的故事时，胡桂林告诉记者，问政前，节目组会通过热线电话、新闻媒体向市民广泛征集“电视问政考题”，即短片拍摄线索。同时，节目组还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监察员、行评代表、党风政风监督志愿者一起，深入突出问题易发、多发部位和承诺整改单位明察暗访。
“为了保证问政短片具有典型性，节目组必须須广泛收集并拍摄大量的第一手音像素材，然后进行精挑细选。为了优優中选优，每一场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问政短片被淘汰。”胡桂林补補充道，为了让全体主创人员熟悉流程，直播前，每场节目都会进行5次以上的模拟彩排。通过彩排，帮助主持人进一步提高《电视问政》直播中的应变能力。
胡桂林表示，武汉《电视視问政》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问政的出发点，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问政的立足点。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真相，动真情，说真话，动真格，办真事。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才能把治庸问责、电视问政落到实处，才能体现武汉市委、市政府的诚信与诚意，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树立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
“电電视问政坚持问题导向，但其主要目的，不是要问倒哪个官员，不是让讓政府出洋相，而是通过问政，促进一系列事关城市改革发展、与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通过分析问题产産生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推进政府部门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完善长長效机制，达到参政、谋政、资政、助政的目的。”武汉大学教授尚重生这样说道。
李智也认为，对于《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不是一味指责，更不是“媒体审判”，而是热忱地、心平气和地与有关单位、相关责任人一起客观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題的路径。节目通过设置“典型引路”“他山之石”等环节，给人以启啓发。
满意不满意百姓说了算
《电视问政》创办几年来來，经过不断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一套富有特色的做法与经验。在采访訪过程中，《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了解到，电视问政“满意不满意，百姓说了算！”
武汉《电视问政》，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传播理念，市民群众衆不仅是《电视问政》的议程设置者，也是问政、议政、评政的主体。
“此前问题出现后造成落实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权利与义务的均衡机制。并且，日常监督的缺位也造成了很多地方整改一阵风落实一场空的局面。”尚重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电视问政的出现，其出题人是普通百姓，评委也是普通百姓，官员如坐针毡，方显出民主监督到位。
当然，武汉《电视问政》之所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是源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对此，李智认为，发动市民参与，是提升电视问政群众性与公信力的关键。毕竟，市民是城市的主人，他们最有资格评判、监督政府的工作。
而谈到市民参与，记者还了解到，市民可以公开报名参加，经选拔后参加《电電视问政》直播，当问政“考官”。为了提高市民参与度，《电视问政》还在大学、社区设立分会场，开通了便于场外市民参与的热线电话話、网络互动平台，将更多的话语权交给市民和网民。
“电视问政，体现了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权。公众的问题，可能尖锐，可能使政府部门难堪甚至丢脸，但这是公民的权利，是监督政府的有效手段。这种问政所产生的压力，可以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推力。”胡桂林这样说道。
（责任 张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