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嘉宾在荔枝湾品尝西关美食，领略岭南风情。 实习生 陈志明 南方日报记者 梁文祥 摄
焦波及其团队拍摄的《乡村里的中国》获得本届“金红棉奖”最佳纪录长片奖。 郭智军 摄
《阿木同学的毕业季》获得本届“南派纪录片大奖”。
核心提示
在国内影视行业圈中，纪录片无疑是一个长期被边缘化的种类，话题性、娱乐性比不上综艺节目，售价更是难以与电视剧集相提并论。日前，国家广电总局出台新规定，在对各家卫视新引进版权模式节目、歌唱类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加强限制的同时，明确要求“2014年各上星卫视频道每天须播出30分钟国产纪录片”，这意味着2014年各大卫视将总计播出近6000小时的国产纪录片。
与此同时，记者从刚刚结束的2013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了解到，国产纪录片眼下成了各大卫视的重点采购目标，一部分原本售价每分钟几十元的片子，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分钟千元以上，可供版权交易片目数量比往年增长近10倍。其中，去年大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每集对外售价达4万美元，创下中国纪录片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不仅如此，《舌尖上的中国》续集冠名费也已达8000多万元。
在纪录片节期间举行的论坛上，不少与会专家认为，国产纪录片将迎来一个全面繁荣的时期。土豆网资讯中心总经理张国伟表示：“一个高度市场化、让纪录片价值真正得到回报的时代，那就是纪录片的黄金时代。现在它还没有到来，但我们已经走在通往未来的路上。”
那么，中国纪录片的春天真的来了吗？
撬动市场要多走大众化路线？
“我宁愿贱卖自己，也不能贱卖这部片子。”
对于这部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有些无奈。这部耗资1.3亿元、花了8年时间、采访近4000人才拍摄完成的纪录片，投入市场时电视台开价仅1500元一集。据说，这个价格还是看在崔永元面子上开出的“人情价”，换作别人，每集最多只能卖到500元。
近几年，国产电视剧的售价节节攀升，电视剧也越来越长。以76集的《甄嬛传》和38集的《辣妈正传》为例，前者出售给单家卫视的价格每集近100万元，后者更是创下每集500万元的天价纪录。与之相比，国产纪录片的价格长期在每分钟百元以下的低价徘徊，依然鲜有买家上门。
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曾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纪录片编导谭天表示：“从前，西方世界看到中国的影像，大多是介绍工艺品、风光、美食等，现在通过纪录片，他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纪录片是非常好的传播窗口，它具有人文价值、史学价值和审美价值。”
“1983年我刚上大学时，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央视在播《话说长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曾经在CCTV《东方时空》工作的高长力感慨称，曾经经历过辉煌的纪录片后来跌入低谷，往后10多年中国都没有出现过高品质的大型纪录片。实际上，《话说长江》也是央视版权运作最长的一部纪录片，至今已有8年。
价格严重偏低，观众认知度不足，收视率较低……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纪录片工作者生存的空间。“赔本的买卖不可能让纪录片实现繁荣发展。”高长力在2013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启动仪式上宣称，“要用正常的市场机制逐渐提高纪录片的价格，才能培育好市场。”
除了价格，纪录片播出平台的扩大也势在必行。虽然《舌尖上的中国》引起了一股国产纪录片热潮，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每年国内电视台引进境外纪录片的总量高达1.5万至2万小时，而内地原创纪录片总量却只有大约1000小时。绝大多数的纪录片在播出平台和时段上，都没有《舌尖上的中国》这么幸运。
另一个角度来说，《舌尖上的中国》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告诉人们，纪录片是属于大众的，而不仅是拍给精英分子看的。湖南广播电视台金鹰纪实频道党委书書记姚远说：“现在做纪录片不能自娱自乐，要多走大众化路线，才能撬动中国纪录片这个冷门的市场。”
“南派纪录片”如何讲好本土故事？
到底什么样的纪录片才能称得上一部好的纪录片？在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看来，好的纪录片是可以让讓观众进行思考的作品。“一个好的纪录片，要能够让人去思考。技术術不是最难的，难的是观察思维。”如何选择题材，用什么方式去讲述，“这是要花很多心思的。”
中国美术学院传傳媒动画学院影视系的教师刘智海每年暑假都会带学生拍一部纪录片。今年10月，由他执导的纪录片《黑人》还入围了日本山形国际纪录錄片电影节。据他透露，目前国内纪录片仍是以现实社会题材为主，大部分电视台在选片上的标准仍然比较传统。
对對“独立导演”情有独钟的纪录片爱好者唐先生告诉记者：“在中国拍纪录片跟拍剧情片一样，也要去广电总局申请立项，想拿到‘准生证’很难。”一些没有立项就私下开拍的片子，因为无法公映，于是就转成了“地下纪录片”。
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广州的独立纪录片导演比例相当低，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看来，这并不奇怪。“‘独立’只是一种经济上的态度，与拍摄立场和原则无关。”他指出，广东最大的优優势便是社会资金丰富，如何将这些多元化的资金作为社会力量投入到纪录片拍摄中来，是未来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每一届的“南派纪录片颁奖礼”可谓是广东全省年度纪录片创作的一次检阅。今年聚焦小人物“追梦路”的主题格外受到青睐，由广东東国际频道创作的《非洲人在广州》系列纪录片第一部《阿木同学的毕畢业季》就获得本届“南派纪录片大奖”。片子讲述的是华南师范大学學苏丹留学生阿木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和“汉语桥”比赛的经历，展现了多元文化在广州的碰撞与融合。主人公阿木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爱愛，及其鲜活有力的个性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首届中国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负责人、央视纪录片频道项目运運营部制片人张旭表示：“纪录片的核心在于讲好故事，对于选题，制作团队在投入拍摄之前，一定要认真进行前期调研，这一点对于任何类型的纪录片都适用。”
本届广州国际纪录錄片节举行期间，第5届全国范长江新闻奖得主、著名纪录片导演张以庆在出席学术讲座时声称：“希望‘南派纪录片’今后能多出让人耳目一新、有激情的东西”。他指出，广东的纪录片应增加艺术气质，更活跃地、更深刻地挖掘广东故事。
想要“走”得远，就得更“土”一些？
2012年，中国纪录片出口总额173万美元，这个数额并不大。“我这次到广州特想说，市场的核心是什么？是你能给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总监金越指出，在谈市场和谈产品的同时，不能放弃文化自信，更不要在市场中迷失自我。“要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推动纪录片走出去，就要和国际标准来接轨，要了解掌握国际观众收视心理，鼓励中外合作拍摄的纪录片。”
经过10年发展，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斷提升。本届纪录片节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理念，主办方对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强调更为明显。国产纪录片如何记录中国、传播中国文化，成了与会中外业者和专家探讨最多的问题。方案预售、纪录片商店、国际买家见面会、跨国合作签约仪式等多项活动動，基本上覆盖了纪录片制作、播出、发行、国际影展等整个产业链。报名参与“纪录片商店”版权交易活动的作品有554部，其中国内作品375部。
渠道打通了，如何生产出优质質且容易出口的纪录片，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少参展者反映，越来越多的国际买家对有关中国本土文化和民族传统的题材兴興趣浓厚，“他们希望作品更‘土’一点。”
记記者了解到，国外观众看到的中国纪录片大多都经过了“改编”和“包装”。例如12集的《故宫》输出到欧美之后被剪辑成两集，原本为爲5集的《外滩》和《春晚》，输出海外后也都被剪得只剩1集。《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曉卿介绍，在剪辑以外国观众为对象的纪录片时，央视纪录频頻道一般都会先请外国顾问把关，凡是他们看不懂的地方一律剪掉。
对此，中央电视台总编辑罗明也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时代风貌和价值理念，是中国纪录片的核心竞争力。”例如早在策划之初，《舌尖上的中国》就决定不仅要展示中国美食，还還要融入更多深层次的文化元素，比如人际关系、乡土眷恋，包括中国人勤奋、节俭等国民性格。
长期致力于中国内容国际传播的五洲传播公司国际部主任王媛媛同样提出，国产纪录片在选選题策划阶段，就应当明确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定位。“过去是有什么故事就说什么故事，现在要逐步转变为，国内外观众和市场需要什么故事，我们就说什么故事，以此增强国产纪录片的国际市场适应應性。”
今年的“南派纪录片颁奖礼”堪称是广廣东全年纪录片创作的一次大检阅。
作品聚焦
一个首次拍纪录片的摄影师，5个在校大学生，这个纪录片拍摄团队看上去不太靠谱。但是，他们却拍出了一部很靠谱的作品——《乡村里的中国》刚刚获得2013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最佳长片奖。
在当當晚的颁奖典礼上，干了30年摄影记者的导演焦波，穿了一件摄影师特别钟爱的那种口袋很多的大红马甲，而他带领的几个小伙子却卻都是一身正式西服。对他们来说，这个奖项太突然了，也太重要了。虽然焦波已经是中国有名的摄影师，也获得过很多肯定，但这个奖让讓他格外激动，因为这部作品是整个团队和参演村民们共同付出一年时時光的心血结晶。
一个“零经验”团队
缘何赢得“金红棉”大奖？
最难難的是在村里住满一年
“我实际上是一个摄影记記者，以前就是拍新闻照片、纪实照片，之前拍视频也只是用来记录素材。这是第一次拍纪录长片。”
说到《乡村里的中国》，焦波认为，要想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农村。“现在乡村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如果再不留下一些东西，那么以后我们记記忆中的乡村就不可再现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只能在回忆当中来思念故乡。我们把它拍下来，可以作为后人珍贵的回忆。”
出于这个朴素的想法，焦波想到拍一部反映乡村全年生活的纪录长片。“这个乡村要不大不小、不远不近、不穷不富。”最后，他选择了自己的家乡——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杓峪村。
焦波透露，《乡村里的中国》原本是一个“命题作文”，但之前很多电影制片厂、纪录片团队都没有完成，后来找到了他。“为什么？不是经费的问题，而是没有人能够在村里呆满一年。这是一个硬性指标，得把村里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说这个很难。”
他的团队可能是本届纪录片节最缺乏经验的一支队隊伍，因为除了他，其他人连大学都还没毕业，最小的一个才15岁。他坦白地说，如果请一些大腕的话资金也不够，几个人在村里面呆一年，估计开支得要几十万，最重要的是，人家愿不愿意住满一年？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找自己的学生。
当时，焦波在成都理工大学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他发现有些学生虽然还没毕畢业，但是能力很强。当他开始着手为项目征集团队人选时，报名的人很多，入选的5个学生都是他平时非常看好的几个人，平均年龄不到21岁，而且缺乏经验。
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例如一个人负责导演、摄像、剪辑，还有一个高个子男孩是制片主任，吃喝拉撒所有事情连同剧务，都归他管。年龄最小的那个孩子是北川地震的孤儿，绰号叫“小北川”。5年前焦波去震区采访时，收了6个地震孤儿做徒弟，教他们摄影、摄像。其中“小北川”和另外一个孩子拍了一个纪录片，参加四川国际纪录片“金熊猫”奖评选選活动，获得了提名奖。
焦波最初也担心能不能完成，但是去了村子以后，学生们的工作状态让他大为放心。“他们們那么能吃苦、那么执着，他们就是能够沉下心来，留在这块土地上，守着这个村子。”焦波觉得，用一年时间，他一定可以捕捉到些什么麽。
最动人的是原汁原味的“真实”
焦波每天要考虑的，除了片子创作问题，还有很多。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器材安全、吃穿等生活问题，他都得操心。焦波生于1956年，这个“50后”觉得，跟年轻人在一块他也跟着年轻輕。村里167户，484口人，他们在其中选取了三户人家来重点拍摄。工作时，焦波出想法，让孩子们来具体执行，再由他来把关，包括内容、风格、构图等等。
在一起合作，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用他的话说，“就像朋友几天不见挺热乎，但是每天见面的话，就难免勺子碰到锅沿。”他们既是师生，也是一个家庭，大家一起种南瓜、土豆、茄子、西红柿，过乡村生活。
因为焦波之前的作品《俺爹俺娘》名气很大，乡亲们也觉得他这个人很孝顺，和他关系很融洽，逢年过节经常送东西过来，“慢慢地，和所有人都变成了家人。”最大的好处，是村民在孩子们跟前，“能说实话。”
村民们待孩子们很好，对“小北川”尤其照顾，因为知道地震当中他的父母和姐姐全都离世。“小北川”也慢慢从阴影中走出来，不再忌讳别人叫他这个绰号，甚至在片子当中就署名摄影“北川”。“他变得开朗了，开始能够跟人聊地震的事了。他在村子里过過了16岁的生日，长高了10厘米。”焦波提到这些，很是开心。
“这个村选得太对了！”因为村民们特别热情，焦波说，“每当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们会打电话给我，哪里出事了，谁家打架了，都会告诉我们。我们的摄像机就架在他们面前一米，他们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的镜头感太好了，比专业的演员还强，一条條就过了。”
评委们表示，《乡村里的中国》最打动人的就是来自底层、最原汁原味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不闷悶，还带有很强的戏剧性，不比故事片差。张艺谋的老师司徒兆敦就说：“像这种台词，任何人都写不出来來。那种语言太生动、太鲜活了，听都没听过，让人过目不忘。”
临走时为了报答乡亲，焦波他们给村里修了4条路。老百姓非常感激，说要立个碑，叫“焦波路”，他不肯，改叫“新影路”，因为片子是珠江新影集团策划和指导的。焦波说，他就是想告诉观众一个真实的乡村，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他们的梦想和追求，还有在挫折和无奈中继续前走的状态。
导演简介
焦波，著名摄影家，曾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记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南开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影像代表作品有《俺爹俺娘、《亲吻春天——俺和俺的地震孤儿》等。
专题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 陈祥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