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侯孝贤接受采访，谈到台湾电影面临困境，他坦言：“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想赚钱。”侯孝贤认为要拍赚钱的电影比艺术电影更难，“因为要普罗大众都相信且喜欢你的片子。”他认为这种做法容易“重复”，一种电影卖座后其他同类型片子难免票房遭遇滑铁卢。
导演侯孝贤对台湾电影困境的鲜明观点是“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想赚钱。”推理开来，这样的判断也适合于大陆电影。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想赚钱”恐怕并没有错，但“都想赚钱”，就是“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这该如何理解？
投资人、制片人不是慈善家，对电影票房提出要求没有任何问题，要求投资有所回报，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电影市场的要求，但是不是因此就能把电影当做赚钱的工具，甚至把赚钱与否当做电影成功与否的唯一衡量和评判标准呢？这是个问题，最起码侯孝贤就认为“都想赚钱”的电影生态并不理性，而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电影是什么？对最原初问题的追思，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电影“都想赚钱”也是病的困境。电影是艺术，也是文化，当然，也是工业时代的文化商品，不过，文化和商品的平衡把握在当下却出现了失衡的症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的观点很值得思考，她说，“现在的中国电影是被太多钱噎住了。电影艺术只能与资本共舞，是事实；但如果电影成了资本的独獨舞，那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电影。如今电影产业扩张，资本过剩，是好事；但如果电影成了资本的假面舞会，那只有死路一条。”更认为，“不谈内容，不谈故事，不谈电影艺术，很可能满盘皆输。”
“都想赚钱”的电影病，症结就在于不少人把电影的利益考量凌驾于艺术和文化之上，甚至为了利益可以对电影的艺术和文化内涵进行无原则、无底线的阉割，可以抽空电影作为艺术和文化的存在根基，只把电影当作赚钱的筹码，由此，怎能不“生病”呢？
“都想赚钱”的电影病是对电影艺术和文化追求的自我放逐。电影是工业社会产生的艺术，再赚钱的电影，如果不能给观众带来心灵和情感的震撼，再好的情节和再美的画面，充其量也是图片集罢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就内地电影市场来说，能赚钱的电影，只占整个电影市场的不到10%，剩下的电影非但不能赢利，更背离了电影的本原。鲜明的例证就是大量电影作品沦为了经經济和利益的附庸，严重丧失了精神境界追求的伦理底线。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代审美文化是以商业价值为目标的消费性文化，而过度的商业追求使其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媚俗文化，电影业并不例外，功利性到处蔓延。米兰·昆德拉指出：“媚俗者对對媚俗的需要：这是那样一种需要，即需要凝视美丽谎言的镜子，对某人自己的映象流下心满意足的泪水。”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当电影将粗疏浅陋的流行趣尚奉为最高律令，迷失在世俗的层面里而无法自拔时，将必然丢弃电影的严肃和高雅，在驱逐电影理想的同时，让电電影成为了媚俗和功利的牺牲品。
英国导演汤姆·霍伯在第16届上海电影节期间曾提出“为何中国电影如此商业化”的观点：“在中国这些天里，我有了这样的印象，有很多年轻的导導演希望自己能够拍大片，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其中票房的压力比创作好的艺术作品的压力更大。在我看来，中国应该保护和注重电影在艺术上的成长。” 应该指出，在消费社会中，市场法则越来越霸道，电影业当然不例外，制作方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就做出听从市场召唤的选择——匍匐于利益，但能为了利益放弃电影作为艺术的基本底线吗？
（责任 张晶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