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多少人在做小品？小品没有市场，语言类节目创作本身就有瓶颈。像在小品鼎盛时期，王朔、冯小刚都是在做小品的，但是现在他们可能都在做电影。现在小品已经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机制去推动它，所以到了春晚这种特殊节点，其实本身就很难。”1月28日，央视龙年春晚结束仅仅6天，总导演哈文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这样说。
“有能力为春晚写小品的人，一台面包车就装走了”
崔凯并不同意哈文的观点：“毕竟小品已经被观众认可和喜爱了30年，目前也没有能够替代它的节目形态。”
|
|
作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崔凯最为人们熟知的作品都是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小品，其中包括《相亲》、《我想有个家》、《过河》、《红高粱模特队》，以及近些年的《送水工》、《不差钱》等，而他本人也几乎见证了中国电视小品的整个成长史。按照崔凯的说法，“小品是喜剧艺术与电视晚会嫁接而成的一门新型艺术形式。”
“1982年之前的《辞海》里还没有‘电视小品’这个词条，小品是伴随着央视春晚才成长起来的。”在崔凯的印象中，1983年举办的首届春晚上，由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鸡》，让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了小品的魅力。此后，陈佩斯、朱时茂、黄宏、赵本山、潘长江等人陆续亮相春晚，经由他们表演的小品台词，有很多都成为当年的流行语。那是小品最辉煌的日子，有朋友甚至曾对崔凯说：“中国的语語言快让你们这些小品创作者给颠覆了。”
但是崔凯不能否认，这几年电视小品确实出现颓势，并且恰如哈文所言，其创作者队伍的萎缩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单拿小品编剧来说，真正用心、有能力为央视春晚创作的人，一台面包车就全都装走了。”崔凯说。随之出现萎缩的是小品节目的数量。在小品最为风光的1992年，央视春晚曾上演了8个個小品节目，而今年的小品却只有5个，减少近一半。
其实，崔凯本人的创作经历便足以说明问题。从1985年到2010年的这16年里，崔凯共创作了110多个小品，平均每年能交出约7个作品。但是去年，他创作了一部电影、一部舞台剧，却没写一个小品。
“侃出一个点子，爬一晚上格子，大腕儿排练一次，晚会演上一场”
“写一个小品很难，比写十集电视剧还难。”在崔凯看来，小品数量的稀缺，与这一艺术形式的创作难度不无关系。在小品市场相对红火的年月，他曾经在一年内接到十多个本子的创作“指标”；即便如此，那一年他只磨出了两个作品。“采风、构思、编排、修改都需要时间，没沒法快起来。”
在电视小品刚刚兴起的时代，采风是创作者的必修课，用崔凯的话说，“那时候写小品几乎就是进行文学创作，体验生活必不可少。”1982年，时任辽宁铁岭地区文工团副团长的崔凯到乡村体验驗生活，创作出了一个宣传计划生育的作品《摔三弦》。这个作品的诞誕生时间，比首届央视春晚还早了一年，因此没能冠以小品的头衔，而是被叫做“拉场戏”，出演男主角的赵本山，正是通过这出戏第一次被观众认识。
“有生活是前提，但还需要经过积淀，渗透进创作者的认识，才能让观众在笑过之后留下些东西。”2001年前后，崔凯曾在报纸上读到一则社会新闻，讲的是一位进城务工者为了讨要礼金，花钱雇人冒充自己父亲并为其贺寿的事情。虽然这则新闻激发了他的灵感，但是因为不忍心将农民工当作讽刺的对象，他把自己的创作念头頭深埋起来。直到两年后他才出手，写成了2004年央视春晚上的小品《送水工》。颇有深意的是，在这部作品中，“花钱买爹”的桥段原型，改头换面成了表达母爱的正面包袱。
然而，并不是每个登上春晚舞台的小品，都经过这這样漫长的积淀过程。今年央视春晚上由冯巩等人表演的小品，直到二审时都还是一个叫做《苞米地》的作品，但是因为三审没能通过，才替换成了现在的《爱的代驾》，其仓促程度可窥一斑。而两年前由黄黃宏、巩汉林等人表演的《美丽的尴尬》，也是临时上阵的作品，从创作到演出仅用了几十个小时，被人戏称是“创造了小品创作的最短纪录”。
一些业内人士这样调侃当前小品的创作状态：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聚拢在房间里，众人侃出一个点子，爬一晚上格子，大腕儿排练一次，就能在晚会演上一场。带出了徐正超、尹琪等小品编編剧的崔凯，同样对当前年轻创作者的工作状态心存不满：“平时不好好生活，接到戏活儿，睁开眼就上网找段子。”在他看来，这种当前圈子里流行的创作方式，正是导致小品质質量滑坡的致命伤之一。
“有了生活积累，创作速度不是问题；但没体验就追求速成品，只能出垃圾。”崔凯说。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