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为何时时怀揣“诺奖情结”？
或许又到了春种秋收的“诺奖季节”，诺贝尔奖自然而然上升为热点话题，媒体又“打造”出新的诺奖预测人选。这映证我们“诺奖情结”仍很浓郁，“诺奖焦虑”还未褪色。莫言曾说：“每年到那个时候，媒体都要拿着这个话题做一些文章，实际上跟作家的写作并没有多少关系，也有一些批评家在讽刺挖苦中国作家有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这个讽刺不一定是正确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是他们没有忘掉。”媒体经营与炒作某一话题目的在于吸引受众眼球，从这种意义讲，莫言所说“他们”除了媒体，应该还有广大读者以及所有对中国文学抱有热切期望的人们，也就是身为普罗大众的“我们”。“诺奖情结”究其实是社会层面的文化情结，“诺奖焦虑”亦是社会层面的文化焦虑。
前年今日，我们为莫言是否能够摘取诺奖多方猜测、无尽纠结乃至备受煎熬。当莫言石破天惊一举折桂，不仅许多文人“漫卷诗书喜欲狂”，而且三教九流都大有“普天同庆”势态。去年今天，我们甚至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将“诺奖焦虑”投向日本的村上春树，结果村上春树依然未能“开花”。今年今日，莫非我们又将这种焦虑投向刘震云？假如看到这则被众衆多汉学家“提名”新闻，刘震云很有可能付之一笑，转身忘掉，继续續沉浸于构思与写作中。
固然不能否认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权威性，也没有理由怀疑评委们的职业操守与敬业精神，还应当承认那些已经获奖作家的非凡成就，他们大多数數堪称文学界的出类拔萃者。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诺奖名额額数量终归有限，优秀作家很多，所有优秀者都能获奖根本不可能；任何权威评审机构专家学者评委，思维辨识与审美趣味都不可避免存在某种偏好抑或局限，这使得文学领域大批卓有建树者只有少数进入遴选视野，而最终斩获奖项者实由诸多偶然因素促成。众多汉学家看好刘震云亦当做如是观。再以前不久公布的鲁奖为例，哪些作家能够最终获奖，除了取决于评委会成员各自主观审美原因之外，也还有约定的“游戏规则”客观因素起作用，因为投票规定必须要有占评委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才能获奖，这就让一些评委改变初衷，要“顾全大局”，保证“投票集中”，不能只投自己欣赏的作品，结果就出现現有人获得满票、有人获得零票。那么诺奖评选有无类似评选规则呢？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什么文学奖项，显然都不能够说，获奖的一定就是最好的，而没有获奖的就一定不行。更该反省的是，中国文学为何难以走出国门？即便是最受关注的中国作家莫言，其作品在美国十年间也只卖出了一万本。除了语种问题、评论家关注度，以及读者对對中文书籍的畏惧感之外，我认为关键原因还是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还還未摆脱各种因袭束缚，在思想境界上难与世界优秀文学接轨。
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为何能够忘掉包括诺奖在内的各种荣誉？因为他要保持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他所追求与看重的是自我评价，而不是外部评价。相比众多普通人，这些杰出人物因为爲心灵超脱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他们看轻“名分”，哪怕它来自权力机构或者权威者的授予。
当事者都能忘掉，我们为何不能忘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过于看重“名分”或者“荣誉”。我们的“诺奖焦虑”或者“诺奖情结”折射出深刻的群体性问题。一则透出不自信甚至自卑，需要依赖别人的评价尤其是权威机构的评評价树立文化信心。二则凸显思维理念的狭隘偏激，往往将某种来自外部的印象与看法放大、拔高与绝对化。当我们能够做到理性、辩证地看待来自外部的评价，建构起牢固的自我评价体系，我们才能不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使心灵获得更多自由、精神意气风发。不管刘震云以及其他作家能否获得诺奖，都丝毫无损其文学成就；不管外界对對我们作如何评价，我们都应当坚持“做我自己”。
（责任 徐亚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