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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杨荫榆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这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并非不值得纪念。以她为敌的人，判她为军阀的帮凶、封建奴化教育的宣扬者。可惜杨荫榆没有留下完整的申诉，她或许相信“是非自有公论”之类的谬见，以沉默回应荒唐。
陆建德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应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讲演稿后来收入《坟》。当时该校一位女教员就有类似娜拉的经历，她不顾社会压力，走出夫家，读书求学，争取到经济上独立的地位，既不回家，也没有堕落。
这位教员就是两个月后任该校校长的杨荫榆（1884-1938）。她尤其得到校中女性教职员的拥戴，上任一个多月后，却还是和前任校长许寿裳一样，得罪了一些教师，一度受到抵制。1924年11月，冯玉祥“北京政变”的副产品黄郛摄政内阁从拼凑到解散，为期只不过两三个星期，其过渡的性质非常明显。段祺瑞临时执政府11月24日成立后，由南方来京、经李石曾举荐在黄郛内阁署理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无官可做，此时女师大学潮又起。到了1925年年初的寒假前夕，学生自治会首次发布驱逐杨荫榆的宣言。从此之后，几股势力暗中“互助”，杨荫榆终于在一阵阵问罪的声浪中于8月初辞职。这年12月，讲一点体面和仁恕的人见她（以及其他落败者如章士钊）黯然退出了舞台，生出怜悯之心，主张“费厄泼赖”。鲁迅渴望复仇的快感，而且“驱杨倒章”的最终目的—易培基出任教育部总长、女师大校长—暂未完全达到，就作了一篇辩驳的雄文，声明对落水之狗，还应继续施以痛打。
关于杨荫榆的身世，已有不少文章谈及，较为详尽的就是杨绛先生的《回忆我的姑母》，本文不再重复。今年是杨荫榆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这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并非不值得纪念。以她为敌的人，判她为军阀的帮凶、封建奴化教育的宣扬者。一个法庭不容被告声辩，既辱没正义的名声，也让原告显得理屈，胜之不武。可惜杨荫榆没有留下完整的申诉，她或许相信“是非自有公论”之类的谬见，以沉默回应荒唐（“榆虽不敏，尚不愿以空言曲说，与先生争此事短长”—杨荫榆1925年5月30日致马裕藻函。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三辑，364页），结果反而使自己成为失去话语权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本文只能从她非常有限的发表文字（都收入鲁迅史料）中选取二三片段，使之与一些诉状、宣判书并置，以便读者感受一下两造风格上的差别。
谴责杨荫榆的文字都有一种战斗檄文的崇高风格。“驱杨运动”初起，陈源（西滢）就在《现代评论》（1925年2月7日）作短评《北京的学潮》。他主要评论的是教育部次长马叙伦（总长王九龄自11月24日任命后尚未到任）解散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一事（半年后女师大遭遇同样命运），最后他说：“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的风潮，也酝酿好久了。风潮的内幕我们不很明瞭，暂且不欲有所置议。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如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第4页）陈西滢和鲁迅一样，也是该校的兼课老师，他妹妹陈汲是该校1924年英文系的毕业生（竺可桢第二任夫人，1940年3月在重庆结婚），他留意于风潮中吊民伐罪的语言，也是一位英语教师应尽的责任。寒假之前的1月17日晚，陈源曾与胡适密谈（详见是日胡适日记。陈西滢后来终于说出“某籍某系”）北大李石曾一派如何结党把持、倾轧蒋梦麟（蔡元培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访学欧洲，蒋梦麟代理校务），现在，当他说女师大风潮“酝酿好久了”的时候，话中有话，是不是他已经觉察到李石曾等人看不见的手？许广平给鲁迅写信（3月11日）求救，还是在一个多月之后。
随着学潮的发展，问罪文字接踵而来。1925年3月21日的《现代评论》刊出一位“女读者”来信（《女师大的学潮》），再次指出责难之词的空洞：“那些宣传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既大多不能成立罪名（连‘不谙礼节’以及给学生介绍职业都成了罪名！），为什么这些将来要为全国女子所师范的女子，偏要口口声声用‘寡廉鲜耻’、‘败类’这样的词语，骂她们的校长比骂世界上什么人还要厉害？”（《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五期，16页）这封信写于3月15日，提及的宣传书，应该是女师大驱逐杨荫榆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言，它们是“寡廉鲜耻”和“败类”的出处。
第二次宣言列出杨荫榆六条罪状：资格浅薄不学无术；不谙礼节坠落校誉；藉口集权以便图私；援引私人排斥异己；敷衍校务贻误青年；违法办理擅自威福。每条罪状后面都跟随了一百到三百字的举证和评说。工稳齐整、正气凛然的文字里有浓郁的师爷气，适合于公堂里的判官大声宣读。宣言末尾庄严宣布“誓非达到目的不止”[《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78页至280页。《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将这篇宣言与学生自治会5月11日给杨荫榆的警示条條（“同人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请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联排，给人以宣言作于5月11日的错觉。《现代评论》所载女读者来信所指的宣传书，就是这一宣言，当作于3月15日之前]。檄文的崇高风格一般都以类似的誓言（“文革”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更常见）抵达高潮，像交响曲中鼓乐齐鸣、戛然而止的终场。这类语言的主调是胜者通吃，排斥任何非零和博弈的可能性（包括章士钊针对民国初期乱象提出来的“调和”），貌似激进，其实實非常守旧、传统，所体现的就是檄文文化中“汉贼不两立、我是汉你是贼”的思维模式。另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许广平从1940年开始一再指控杨荫榆不许学生悼念孙中山，她这方面几次三番的问罪文字是根据这份宣言中所列的一条罪状改写的。原文是：“尤可哂者，中山先生来京时[1924年12月31日]，学生有主往欢迎者，而彼[杨荫榆]谓謂国民党主张共产共妻，苟随波逐流，将来女界必大受其害等等不堪入耳之言。是杨氏之学无常识，可以概见。”许广平把此事说成发生在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12日）之后，又将“国民党主张共产共妻”改成“孙中山主张共产共妻”。当初学生自治会问罪，以此强调“资格浅薄不学无术”，而许广平则把重点移到不许悼念孙孫中山，杨荫榆在政治与人情上的罪恶自然更加深重了。
第三次宣言罗列的罪状增为七条：禄位诱惑收买学生；夤缘权權贵禁囚乞怜；窃名呈部伪造公函；越俎侵权徇私舞弊；势利宴会联欢歡固位；校务组织不谋贤能；评议人数非法组织。第一条罪状（禄位诱誘惑收买学生）讲的就是杨荫榆为毕业生介绍工作。由于《现代评论》“女读者”3月15日的信笑话“不谙礼节”和为学生谋职两项罪名，这两份宣言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两篇檄文还有“独夫”、“蟊贼”、“丧心病狂”、“恬不知耻”、“不知人间尚有羞耻”等适合于这一文类崇高风格的用语，不一一举出。
其他宣言、泣告都发布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大会（当场哄逐杨荫榆，两兩天后校评议会将六位学生除名）之后，如一份宣言中有当日开会议决決封校长办公室和寝室的内容，日期应该是5月11日。同一天晚，杨荫榆在给教育总长的呈文里如此形容被开除学生这天的行动：“非但抗不出校，复敢于今晨约集滋事之辈数十人，先在操场咆哮开会，继即蜂拥校长办公室寝室以内，横加搜索，信口喊打，竟将办事职员員等强暴胁迫掀出室外，夺取钥匙，封门上锁。再将秘书办公室内人员員一并推出，亦用长条封锁，并即派人驻守各门，一面分队向校中各处處摩拳擦掌遍觅。校长幸先时因事到附属学校，未遭毒手。迨闻信赶回，又因彼等把守大门，张贴驱逐校长布告，煌煌榜示，气焰熏天，只隻有暂避他往。然校中秩序大乱，莫能制止，致各班正在上课之学生半被强迫辍读。盖循谨者怵于威势，饮恨难言；凶暴者利用压迫，胁从從浸众。星火燎原，炎炎日长。虽一般教职员热心教育，亦靡不人人心寒。如此不法行为，竟以少数流毒多数，校长权能有限，又在校外时時期，正义孤忠两无所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358页至359页）杨荫榆几乎独自面对巨大的压力，这篇呈文是向教育部求助的。她身处两难之间，在犹豫，也在怀疑自己。开除学生，实属万不得已。现在局势失控，瞬息万变，她亟盼章士钊明确指令，而她自己的去留可以不计（“个人利害非计，全国命脉可虑”）。章士钊在应该决断的时刻擅离职守，他大概无法应对这样的难局。建议杨荫榆辞职，不啻鼓励更多聚众胁迫的行为；表态支持她和评议会的决定，自己乃至整个政府都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更何况暴烈学生已通过5月7日的“毁家”向他发出威胁。
杨荫榆因得不到教育部的指示，再在《晨报》（1925年5月20日）发表《教育之前途棘矣！》（副题《杨荫榆之宣言》）一文（因鲁迅在这张剪报上批写的文字，该文又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學校长杨荫榆对于本校暴烈学生之感言》），向全国教育界暨各界人士发出呼吁。鲁迅无情嘲笑的“学笈重洋，教鞭十稔”以及“与此曹子勃谿相向”等词句即出自此文。杨荫榆又形容一遍部分学生如何暴乱亂，并回应了问罪：
其他口舌叫嚣，文字谩骂，似乎吮血能喷，含沙能射。问所开罪，不过一片空词。在彼则满街圣人，在此则极恶不赦。戾气现于文章，狂态何止倍蓰。即如前向教部列举呈控，早经王总长派员详加按查，结果无只字证明，公案已一重了却。（《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360页）
最后提及的“王总长”就是王九龄，他派员调查，结论为控告查无实据。这事发生在4月上旬。北大评议会已在3月14日议决脱离教育部，为爲什么胡适等人反对？如果教育部当时认定杨荫榆罪责不可推卸，并请請易培基出任校长，王九龄是否能得到北京文化教育界实力最强的李石曾、易培基一派的暂时宽宥？“在彼则满街圣人，在此则极恶不赦”一句揭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反映了檄文的崇高风格看待世界、分别敌敵我的基本特点。金克木曾说，线性思维必然导致“好同恶异”，人们們承认的是“有此无彼，非全宁无，所谓‘你死我活’是也”。而且，这条线有方向：“一方为正号，是我。一方为负号，是反对我的，异己的。我是对的，所以对的都是我的。反我的是错的，所以错的都不是我的。”（《文化卮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3页至14页）所有讨伐杨荫榆的檄文都有这么一条唯一“正号”之线贯穿始终。辛亥革命前不久，严复在《宋史·王安石传》写了一条批语，其中说到“人之攻我而立异者，不必皆奸人，而其助我而和同者，亦不必皆吾利”。进入民国后，这样开明的智慧并不多见。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抗议英日暴行，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驱杨运动也因势利导，便彻底接管校园。杨荫榆既被驱逐，不得已带领行政部门在校外办公。学校到了五六月份，事务最繁。四年级学生毕业，需谋求职业（且不说办理种种手续以领取文凭憑），校方设立了“介绍委员会”；新生入学，也得筹备，校方又组织織“招生委员会”。不料杨荫榆在校外苦心维持校务，赢得一些学生的同情。6月27日，学生自治会又发布宣言，称上述服务学生的工作为“轨外行动，殊非法理所许”：“[杨荫榆]乘此国家多事之秋、学子沥血救国不暇兼顾之际，乃积极设法毁坏学校，冀遂私愿，务使学生引起对内行动，居心尤属叵测。杨氏之肉，其足食乎？”（《鲁魯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93页）看得出来，学生自治会已在担心同学内斗（“引起对内行动”），表明校中大多数学生以往怵于少数人威势勉强跟从，眼下正在抛弃运动核心成员而去。（这些学生秋季开学后转为国立女子大学学生，读书、生活还是在石驸马大街原女师大校址。）暑假期间，部分学生在教育界人士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拒绝离开学校，女师大学生总数达两百出头，占领校园的强硬派只占少数。（她们经历了磨难，也在11月30日品尝到凯旋的滋味，紧緊接着还要与国立女子大学学生展开一场恶斗。此后的故事还未曾讲述。）章士钊7月28日复出后，整顿女师大重新提上日程。
8月1日，杨荫榆在不带武装的巡警陪伴下返校，宣布改组各班学生，闹事学生的四个班级先行解散。一些学生同意离校，“少数暴烈分子依然顽抗，甚至追打校长大肆凶蛮”（1925年8月2日《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启事》，载《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編》，第三辑，351页）。用强硬派的语言来说，那是“八一惨变”，李四光留下一篇非常可贵的目击者证言。第二天学生动员了大量社会力量，集会于中山公园；第三天女师大教育维持会在北大成立，易培基走到前台，担任会长。这一天（8月3日）学生会又发表宣言。五卅惨案使她们占领学校的举动有了堂堂的名目：“自沪案发生，敝会同人激于公愤，组织沪案后援会，追随爱国同胞之后，一致与帝国主义奋斗……”至于杨荫榆，学生自治会列举了她新近“所造之孽”：“设秘密办公处，日聚其无赖私党十数辈，日事阴谋造谣謠，私刻校印行使，伪造文书，挪用校款，作该私党酒肉运动之费；其以酒食交欢校中教职员，及运动教育界人士，欲引为己助，谋如何消灭风潮，离间学生，为死灰复燃之计；行为无赖。”（见学生自治会8月3日宣言，《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95页）当當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