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新闻《陈启懋:重溫邓小平外交思想,方能避免大风大浪》

 　（原标题：邓小平主导调整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赢得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

　　近年来党中央一再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珍惜这个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多年来我们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抓发展，认真推进改革开放，促使我国经济在近二、三十年来连上几个台阶，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获得很大改善。

　　那么，这个战略机遇期是如何得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或者，是完全由于客观有利形势造成的吗?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客观有利形势固然是形成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条件，但一个国家面临客观有利形势，如果不能抓住时机，采取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不能把这种有利形势转化为发展的战略机遇，就会坐失时机。

　　这里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一段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但到五十年代中期这个运动的高潮就过去了。世界由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转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虽然还存在着东西方的冷战，但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局部战争不断，但没有影响世界全局的和平与稳定。二战中发展起来的许多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推动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美国为了使自己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愿意帮助一些受到战争创伤的国家恢复与发展经济。这正是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

　　凡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的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众所周知，西欧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恢复与发展起来的。在东亚，日本抓住时机，奉行“轻军备、重经济”的方针，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发展起来的。

　　与此同时，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苏联、中国、东欧国家、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却都没有能够把这种有利形势转化为战略机遇发展起来。经过这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明显扩大了。例如苏联解体前其官方公布的经济总量为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其中水分很大。据世界银行统计计，实际上其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有美国的13.9%。1再如，1957年时中日两国的GDP差不多，但到1978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2还有西德与东德、韩国与朝鲜，经济差距更是十分明显的。再如战前东欧国家与北欧国家的经济水平是差不多。但现在瑞典、挪威、丹麦的人均GDP都位据世界前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东欧国家高了一大截。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大好机遇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能够与时俱进，看清时代的变化，看清五十年代以后的世界已经告别了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他们脑子里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 等理论。他们无视战后世界的巨大变化的现实，认为现在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既然是这样，那么时代的主题当然仍是革命和战争了，国家的精力当然不会放在发展、建设上，而是放在阶级斗争、世界革命、准备战争上了。

　　在这方面1950—1976年期间中国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共和国成立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1957年刚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紧接着就发动了反右派斗争，1959年又发动了反右倾斗争。1962年末，遭受因“大跃进”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的国家刚刚喘过一口气，又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又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最后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待到“文革”结束，打开国门一看，才发现在我们关起门来搞“革命”的期间，世界变了，人家大大前进了，我们大大落后了，大好时机失去了。

　　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是宝贵的。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珍惜当前的战略机遇期，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不放松。

　　二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成绩斐然，举世瞩目。这主要是由于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破除了许多过时的、错误的观点，认清了形势、时代特征，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调整外交政策，放弃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改而采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把有利的国际形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略机遇。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自1977年复出后就花很多精力抓对外政策的调整。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他对形势、时代的认识和新形势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一开始就弄得那么清楚，而是有一个过程的。

　　“文革”结束前，在外交上主导的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主张世界革命，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修反。外交战线上还存在另一种種主张或路线，即务实路线，他们也认为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結，但主张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与苏联关系也不要搞得太紧张。其代表人是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在这段时间里，务实路线在某些情况下占上风，但在总体上还是毛的革命路线处于主导地位。

　　邓小平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是积极执行毛泽东的外交路线的。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主将是邓小平。带队与苏方谈判、交锋的，主要是邓小平。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剥削者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中间派、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3这是毛根据他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分析提出的新战略，世界革命的路线并没有变。同年4月邓小平就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發表了全面阐述毛的三个世界主张的演讲。在演讲中邓小平斥责美、苏蘇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赞扬作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他引用毛泽东的话宣称：“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4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完全摆脱毛的世界革命战略和外交路线的影响。例如他曾要胡乔木组织撰写了一篇题題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獻》的几万字的大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宣扬毛的以第三世界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軍，联合第二世界，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苏美两霸的主张。这篇文章后来连胡乔木都认为站不住脚，其中有些“全是胡说八道”。邓小平还曾要胡乔木组织撰写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意在揭露苏联是怎样“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義”的。写作班子也组织起来了，后来因为实在写不出来來不了了之。5

　　然而邓小平毕竟是大政治家、大战略家。他的国际战略思想很快就摆脱了毛泽东的影响。从现有材料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还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不相信有持久和平”。强调国际形势“更加动荡”、战争因素“不断斷增长”、“战争的危险确确实实在增长”。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他指出：苏联的入侵，“严重威胁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今天的世界更加紧张、更加动荡”，“危机四伏”。6他也提到战戰争可以推迟，但强调的是战争不可避免。但不久邓小平的思想就有了发展。1981年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虽指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 但强调“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强调只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可以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如果反对战争有力，对付霸权主义有力，延缓战争爆发甚至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7

　　到八十年代中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根本问题的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題，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題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南西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的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8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根本问题论論断的提出，标志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考已经摆脱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戰略和革命外交路线的影响而趋于成熟。他不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而且已清楚地看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已经过去，对广大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还有维护独立的任务，但主要问题是发展;他也清醒地看到，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并不存在革命的形势，而且这些国家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他的论断深刻地揭示，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講话中阐明了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個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改变过去一段时间里采取的针对苏联霸权權主义的威胁的“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 “一条线”战略，改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9这是对我国國调整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一个总结。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政策下，我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下，我国做出了裁军百万的决定。

　　三

　　“文革”后复複出不久，邓小平就着手抓外交政策的调整。他抓外交政策的调整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其内容极为丰富。下面我们试从六个方面作粗浅的概括：

　　(一)首先重点抓改善对美日欧等发發达国家的关系，打开对外开放的局面。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最大的特点點就是崇尚实际，实事求是。他深知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对外开開放，而对外开放，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如果不与美国、日本、西欧国家来往，对外开放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他一开始就抓对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作。

　　在发达国家中，邓小平的重点是美国，他特别重视对美工作，认为对外开放的关键是对美开放。但在实际行动上他首先从日本突破。这是因为日本于1972年9月已与我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与我国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邮政等协定，中日间来往已经相当密切。

　　当时中日正在酝酿、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碰到的困难是条约中要不要写入“反霸权条款“的问题。本来在1972年9月中日关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就已根据中方的建议加进了“反霸权条款“，即规定“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际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而日本后後来的政府却在苏联的压力和执政的自民党内右派的牵制下，不愿在和平友好条约中列入反霸条款。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邓小平就曾多次与日方人士谈话，指出反霸条款是中日在邦交正常化时达成的政治谅解，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决不能从建交时的联合声明倒退。经过反复複工作日本终于接受了我方把反霸条款列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张。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接着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在访问中一再强调双方要信守、履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0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邓小平的成功访问，为中日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打开了大门。

　　中美关系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就取得突破，但由于美国國当时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有外交关系且订有“共同防御条约”还在台驻有军队，中美未能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两国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絡处。1974年两国开始建交谈判。

　　邓小平自始至终抓中美建交的谈判。他明确提出了建交三原则，即美方必须須对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军。美国在开始时不愿接受这三条，还提出所谓“倒联络处”方案，即在北京建立大使馆而在台北建立联络处，为邓小平严词拒绝。邓小平指出，这个“倒联络处”方案本质上是“一中一台”，中国不能接受。11经过双方长达三年的艰苦谈判，1978年卡特政府上台后终于接受了建交“三原则”，1978年末中美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1979年初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访问期间，中美还签簽订了科技合作协定维护、文化协定、领事协议，以及在教育、商业、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后，中美贸易明显顯增长，文化交流迅速展开，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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