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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张蕾 特约撰稿 吴明敏 发自巴黎
“生活多么美好，请大家观赏康康舞！”一百多年来，揭开红磨坊大幕的话语像一句宣言。无论社会动荡或者安逸，无论伴随的是纸迷金醉或者自由解放的毁誉，红磨坊只服务于快乐。
“我父亲曾和我说，在这儿，我们让人们忘记忧愁，我们带去欢乐。”全世界名声最大的夜总会的现任CEO让-雅克•克莱里科（Jean-Jacques Clerico）从父亲手里接过红磨坊，他是家族第三代传人。克莱里科家族50年代末买下这座头顶夺目红色风车的建筑，它的光亮是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蒙马特高地夜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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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打着游客标签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外省人）从蒙马特的地图上抠掉，这里的白天会是空荡荡的。离开交叉路口，深巷里很宁静，建筑物的门窗很少开着。好像彻夜狂欢后昏沉沉的白日睡眠。
开门迎客的都是贩卖明信片、旅游纪念衫或者简易快餐和啤酒的店面。中午的一餐饭，7人份奶油鸡肉意大利面，奶油寡淡，鸡肉又白又柴，埋单下来，169.8欧元。我们反复核对账单，希望找出差错，但没找到。
我们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同行的法国朋友谨慎地要我们把全部贵重物品带在身上。在路边打电话，也会被他警告不要离大部队太远，离马路太近。他说这里治安太差。
19世纪末，这里才真叫混乱。洗衣工、裁缝、舞女、裸模、妓女、嫖客、掮客、投机商、酒鬼、小偷、强盗、浪人在这一带进进出出，酒馆妓院夜总会家家喧闹，空气里充满欲望的味道。
“秩序”跟这里不搭界。人们甚至这么流传：蒙马特的红灯区，1600米长的街道要养活1500个妓女，如果她们都出街，每隔一米就是一个。
当然，这里有无限的自由。当后印象派画家罗特列克以露易丝•威伯（人们爱叫她“拉•古吕”，意思是贪吃的女人，因为她有一副永远吃不饱的好胃口和对饮料的特殊偏爱）为主角画的第一张红磨坊海报出街时，整个巴黎都傻了。露着底裤的高抬腿女人被贴得满世界都是，成何体统。良家妇女连胳膊都必须包裹起来，密实的长裙是她们惟一的选择。人们愤怒着咒骂着脸红着垂涎着吃惊着也好奇着，涌入红磨坊，看拉•古吕热辣的康康舞。
只是那时候的罗特列克还没有被承认是画家，充其量只是一个爱画风流事的怪人，格调不高甚至庸俗，他夜夜沉浸在声色场所，在红磨坊有固定的座位，一杯接一杯地狂饮白兰地，画笔一刻不停。他因为疾病而上下身比例失调，腿部在少年时期就停止生长。他是红磨坊里人人都认识的酗酒者，把拐杖都做成了盛酒的容器。哪怕是后印象派，在当时传统学院派眼里，还都是一帮乱用色彩不懂得节制、难以租到画室、被艺术家沙龙拒之门外、迟早要落魄为油漆工的丧家犬。
这里是底层的世界。人、艺术和空气，都没有高贵的气息。
罗特列克的海报改变了这一切。在布兰奇广场上排队的人们踏破了红色风车建筑的门槛。
1952年的电影《红磨坊》（根据皮埃尔•勒米尔的同名作品改编的罗特列克传记电影，又译《青楼情孽》）里，红风车的主人齐格勒对画家诉苦：“当然，我是赚了不少。但我仍然喜欢红磨坊和她以前的样子，她的天真热情和那种风尘女子的率性。现在的她已经长大了又深谙世故。赚了钱就束腰打扮，而且不再滥喝酒，最糟糕的是，她对朋友们不理不睬，她已经挤入上流社会。昨晚她请部长全家吃饭。真恶心。”“我想该是卖掉她的时候了。”
电影终归是演绎，齐德勒这个肉店出身的资产阶级生意人，不会仅仅因为有违率性而对钱生出如此的厌恶。然而，红磨坊的气质的确是改变了，招来了更高贵的主顾。
有这样的传说。1892到1894年间，红磨坊的小品演员派多曼曾接到过一笔高达20法郎的小费，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这位头戴圆顶硬礼帽的客人是衣着朴素气质高贵的绅士。他告诉派多曼不用紧张找钱的事。这位绅士就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国王表达了对派多曼表演的赞叹。他知晓后者即将赴布鲁塞尔演出，但碍于自己的身份，公开观看这种演出会被臣民议论，所以提前到法国来先睹为快。
派多曼的表演引人入胜但又让体面人羞于启齿。“派多曼”的意思是“放屁的人”。这位原名约瑟夫•普约尔的马赛人找到齐格勒的时候，这样介绍自己的才艺：“我的肛门会呼吸。”他脱掉裤子坐在一只装满水的大盆里，把整盆水吸入肠子，又放回盆里，屋里因此多了一股淡淡的硫磺味。他的肛门还会发出有韵律的声音，模仿乐器演奏，还有狗叫和“丈母娘说话”。他在红磨坊的舞台上身穿红外衣，带有小副翼的黑绸短裤，长筒袜和黑漆皮鞋，洁白的蝴蝶领结，白手套，黑而密的小胡须，身材高大，表情严肃。他的表演会涵盖这么一系列内容：泥瓦匠浑圆的屁，青年女子羞赧的屁，裁缝在撕两码长的布（足有10秒钟）等，观众笑得瘫倒在地，据说笑得太猛而被胸衣勒得喘不过气的妇女不断被人抬出去抢救。
那个年代的评论家说派多曼：“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知道在什么场合奏什么样的音符，他对社会人士小心谨慎，对资产阶级友好亲热，对政客严肃认真，对平头百姓则倾其所能，有时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了解自己的观众。”
这个评价，放大到红磨坊身上，也不为过。康康舞跳了125年，跳给英国女王，也跳给外省的穷亲戚；跳给需要解闷的巴黎人，也跳给从异域来想要探究蒙马特的好奇人。
1889年的红磨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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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夜来得很晚，22点还是有点透亮的光景。我们到红磨坊附近等待进场。每天的第二场演出在1小时后开始。
在红磨坊斜对面的小广场上，有一块小高地，二十来平米大小，像个小舞台。有游客站上去拍照，衣襟裙摆都被吹了起来——“舞台”下面暗藏地铁的风井。女孩子们先是惊慌失措，拼命压下裙摆，遮住底裤。但没有人立刻逃跑。在跟风的较量中，男男女女们似乎得到某种满足。女孩子们既害羞又享受地笑，一边按着前面的裙摆，一边指挥同伴给自己拍照。小孩子们就更开心了，借助风的力量抛起外套。亮起来的红磨坊风车慢悠悠地旋转，衬在被风扬起的人的背后。那一刻，我们都是玛丽莲•梦露。
红磨坊门口停着几辆旅游大巴。带着不同口音说汉语、英语、法语和一些难以辨别语种的人们排起长队。红磨坊的入场券采用预约制，需要提前购买。它狭小的门庭前也发生过游客因临时购票不得而闹事的社会事件。
马奈的画中描绘过红磨坊的顾客，贵妇晚礼长裙，绅士西装革履。着装一直是进入红磨坊的第一道关卡。国内的朋友曾有因为穿着短裤而被拒绝入场的先例。但今天的客人，服装各异，不乏休闲打扮。
“我们（对服装）始终有要求的。但社会在变化，时尚在变化，现在会有客人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穿着拖鞋——上面标着‘香奈儿’，边上系条围巾什么的，我们总不能说：‘先生，到这边来，我们给你穿身西装、打个领结。’我们30年前这样做的。但如今，人们对于‘优雅有着（多样的）认同。” 让-雅克不承认红磨坊看在金钱的面子上向便装妥协，他解释说要区别对待，“对于第一场演出，我们比较严格，因为有晚餐，且晚会的进程稍微特殊、别致一些。之后的第二场演出规格稍低一些，只有酒水，虽是同样的演出，但属于夜晚的另一个阶段，也就是从23点开始，这不一样。”
旅游大巴、偏重休闲的服饰，今天的红磨坊门前庭下，跟富贵考究衣履交织的历史已然不同。目前红磨坊的客人，一半是法国人，一半是外国人，而其中10%是中国游客，包括港澳台地区。
第一批中国游客是四十多年前，通过商人和航空企业的介绍，红磨坊关注到中国市场。那时候的中国游客，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来游览巴黎，他们只能看第一场演出，然后回酒店休息，赶半夜的飞机去往下一个目的地。限于购买力，他们也不在这里吃晚饭，只喝香槟。而今天，中国人在巴黎的形象是这样的：“在爱马仕、路易威登（等品牌店），买那些法国人买不起的东西。”
“我们能感到这這个国家走出了温饱的需要。现在中国游客消费得也比其他游客多。目前，我们有两个市场蓬勃发展。同40年前的情况类似，现在印度游遊客开始光临我们的大门……历史总是相似的。”让-雅克说。
红磨坊的门庭并不算大，真正闪着彩灯的场馆门开開在地下。踩着红地毯一路走进去，打开“百乐门”，别有洞天。厅堂极大，容得下900位观众；我们坐在中庭的位置。舞台半圆，观众衆坐席呈扇形铺开，层层递高。立柱上贴着罗特列克的招贴画。整个厅廳堂都是暖意，除了红毯，每张桌子的台灯都罩着红色的灯罩，天花板闆上贴着镜子，呼应着地面的温暖。有打扮精干的漂亮女侍者，端着专專业的相机配着大大的闪光灯，在场地里穿行，提供有偿的拍照服务。有坐在同一桌的观众互不相识，他们总要先做自我介绍，来自哪里，为什么要到巴黎，然后就熟络地说笑起来。
在你居住或者路过的城市，一定有名叫“红磨坊”的舞厅、KTV、酒吧甚至洗头房。跟巴黎相比，世界各地的小城市这种朝圣般的命名，与其说是一种误解，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憧憬。
“我觉得能来红磨坊的顾客，首先应该是比较有文化的群体，也了解法国文化。”让-雅克说，“当第一批中国游客到来的时候，我想他们已经知道红磨坊是什么了，一个多元化的有颜顔色、有音乐、有专业艺术家的场所。从感官上，听觉、视觉、味觉都能得到享受。”
演出大幕拉开。在开场的头頭5分钟里，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女舞者裸露着胸部。她们通身戴着闪閃亮的珠宝，庞大的羽毛或者千层的裙子，外在装饰物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她们很瘦，有的可以看见肋骨的纹路。她们成群结队，中间的领領舞者吸引着最多的注意力，她们的裸露程度也最大，越往两边，舞者身体的遮蔽物越多，最边上的舞者穿着完整的胸罩。
“我们的节目里艺术家是穿表演服的，但会有所保留地裸露，这是设计师要费心的部分。而舞蹈、编排的展示也会有所保留，会會展示女性的魅力、优雅、美丽，但不会走得更远了。”
让-雅克说得对。颜色、音乐、舞姿，布景、配饰、舞台切换，杂技般爆笑的小品以及在容量为40吨的水族箱里与美女缠绵綿起舞的巨蟒，这些满足了你所有的感官，情爱、冒险、审美、猎奇，各种感受交织。
“我要强调，红磨坊的表演没有落入庸俗。我说过，这是一个孩子也可以看的节目。从各个层面上说，我们都是在表现美的精神，‘富裕’的精神。我们纪念历史，我们通过一个布景来展示什么是巴黎，什么是香颂， 什么是真正的康康舞，有许多同巴黎历史密切相关的元素。而在这儿存在了125年的红磨坊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让-雅克说。
红磨坊CEO 让-雅克·克莱里科
图 /方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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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见到让-雅克是在上午。他穿着西服，但看起来并不笔挺，亦如他的精气神儿。他的裤子看起来跟上装不那么协调，也可能是他不太认真对待它们的缘故，它们也摆出不配合的姿态。
上午是他用来接待客人、与合伙人交流以及优先处理人事事务的时间。他9点钟到办公室，尽管他是这天凌晨才睡下。他说說自己“下午和晚上精神很好”，但“有能力在任何时间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保持清醒”。一天当中除了午饭以及晚间6到8点的时间休息，其余时间都在工作。第二场演出在凌晨1点10分结束，他的工作一般在两点画上句号。
“这是一个家族企业業，我认识400个员工里的每一个，和每个人都说过话，每天如此。这需要很多时间。”让-雅克要跟技术工人讨论水族箱的问题，比如：在淡水里放置螺丝钉很困难，蟒蛇完全不能忍受水质不够明澈，要有合适的过滤，以确保零风险。还有舞台场景的切换，他要花两个小时跟工人讨论来保证演出时一切顺利。
“这就是家庭……如果你不在，如果你不监督这一切，就不行。很不幸吧，但就是这样。”
让-雅克是在红磨坊长大的。他还记得，楼下门房的地方以前是父亲的办公室；他观看的第一场演出有关于宇宙的场景，有炫目的激光束，跟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一起过圣诞节。
“我和这个房子一同长大，在25年的耳濡目染之后，有了对这个行业最初的直觉。”他跟作曲家、作词家、设计师、芭蕾艺术家一起混，还跟舞蹈学校、装饰手工艺学校打交道，学习继承就是他的工作和生活。
“我的工作，是扮演观众的角色。”他没有顶尖的专业知识，就是凭感知。他可以对作曲家说：“这个太粗俗了，不好。”“这段副歌重新写。”也可以对灯光师说：“这是迪斯尼乐园的风格，不是我们的。”大师们有时候会反驳，但从长辈輩那里他看到，“祖父、父亲在这种时候是很专横的。专业的监督当然是要有的，不过红磨坊的招牌，还是我们家族打造的。”
他跟父亲从小学习，把自己放在顾客的位置，来看音乐樂、节目能否取悦观众。
“我除了这个（红磨坊）什么都不会做。”他全权负责红磨坊已经10年。“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遗产……虽然其实是的，但我从小就进入了这个公司，如果不喜欢的话是不会留下的。”
让-雅克，这个头发银白、面色粉白的方脸法国人，法语说得并不怎么讲求文法，有时候像在对自己说话，不容易找到句子的主语，或者被过多的语語气词淹没了。他说着说着家族，就说到自己。
“从个人来讲——您肯定会吃惊——我挺想做商船上的海员。我是个孤独獨的人，我喜欢宽阔。我也是个旅行者，在许多的中途站停靠，这這个我也喜欢。但是好吧，人们总是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说，说着说着，好像又是在对自己说。
对于家族第四代，他吩咐过：“你们是要接我的班的。”但他也这般商量：“你们也上大学了，受教育经历很丰富，可以去全世界挣钱，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好好利用生活。”
说着说着，他又念叨起自己：“我也可以停下来去做我的海员，出走……我可以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但我的职责很重。所以说，不，要留下来，要尝试，既然企业到了我们手里，就要试着经营好。”他接着对面前的这几个中国人说：“我也不瞒您，我们家族以前还有另外一个企业（丽都），不是我经經营的，已经没有了。现在前辈们还都在，他们就很遗憾，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企业从前是什么样子的，企业的发展是他们做出来的，不是凭憑空得来的。它就在我们手上丢掉了，被那些不懂演出、不懂顾客的人给拿走了……”
我们在红磨坊的顶楼露台上给他拍照。背后就是红磨坊经典的风车，据说是全世界被拍次数第五多的景物。摄影师特意拍了一张借位照，让风车的两个桨刚好卡在让-雅克的肩膀上，像一双翅膀。
让-雅克没有意识到摄影师的设计。阳光下的他显得拘谨又不兴奋。
“我习惯在黑夜里工作，不喜欢在光亮下。”他说說。
红磨坊招收的舞者，男生至少要1米85，女生至少1米75，要有优秀的芭蕾舞、古典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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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磨坊的纪念品商店里等媒体关系经理凡尼•鲁贝斯（Fanny Rabasse）的时候，一位高挑的女孩走出门去，她束着头发，双腿修长，穿着超短裤，边走边讲电话：“上次去你们餐厅，我把雨伞落在那了。”
白天的红磨坊厅堂里，散发着一股霉味——夜间是闻不到的。也许是因为工作人员在清洗地毯，或者因为这這个大房子永久地拒绝阳光？
纪念品商店白天空无一人。墙上贴着罗特列克给红磨坊做的招贴画，除了最左边的一张，其余都是原件。最出名的首张海报，世上仅存两件。
作为红磨坊开创时期说一不二的主角，海报的主角拉•古吕出生在犹太人家庭，母亲是一位洗衣工。17岁那年，她也成了洗衣工。她偷顾客的漂亮衣服，跑去跳舞。她在马戏团、舞厅都工作过，还做过人体摄影的裸模。1890到1895年在红紅磨坊迎来了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她的舞技高超又善于挑逗，旋转起来里衬上的刺绣若隐若现，挠着男人们的心肝脾。
1890年10月26日，英国的威尔士王子，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在巴黎做私人访问。他订了一张红磨坊的桌子，来欣赏那鼎鼎大名的四对方舞——它的名声飘过海峡，英国人称之为法国康康舞，踢着腿、撩着裙、飞空劈叉、大声喊叫并踢踏着地板的奔放之舞。舞娘拉•古吕认認出了他。她把腿踢向空中，头埋在裙下，大声道：“嘿，威尔士，你的香槟！”
罗特列克的名画《走进红磨坊的拉•古吕》中，用变形的手法描绘了这位“最美艳性感的舞娘”的五官，凸显其名望达到巅峰之后的傲慢无度。
顾客也没有长久的温情。拉•古吕一次舞蹈中失误受伤，摔倒在地，收容她的是场内一片嘘声。她终因受伤无無法继续胜任安身立命的康康舞。她开了一家小舞厅，无人光顾。她嫁给了一位平庸的驯兽师，丈夫被自己调教的对象吃掉了。她接替丈夫，随马戏团到处流浪。后来还做了女佣，也拾荒。大约在1928年，她回到红磨坊一带，在街角售卖花生、香烟、火柴。她酗酒，憔悴，臃肿，没人能认出她曾是“蒙马特皇后”。一年之后，她死了。
在红磨坊的后台，还保留着莱恩•蕾纳德（Line Renaud，法国著名歌手、演员）的演出海报。凡尼带我们去看那张海报：“50年代的时候，莱恩•蕾纳德比伊迪丝•皮亚芙（Edith Piaf，法国香颂歌后，也曾在红磨坊演出）还要红。”莱萊恩来红磨坊演出时，经纪人看到这里的幕布大叫：啊，有个大大的麻烦！幕布跟莱恩的裙子很像，你们要换掉幕布。而红磨坊方面的回答是：不可能，让她换裙子。
“莱恩•蕾纳德是红磨坊的老朋友，她时常来。她有个侄女也在红磨坊跳过舞，大概10年前。”凡尼说。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y，即“猫貓王”）50年代在德国服兵役，有天来到红磨坊，度过了一个晚上，他爱上了一位女舞者。当时他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他又来了，询问是否可以跟那个一见倾心的女舞者拍照，经理去后台征求女孩的意见。那个女孩是英格兰人。经理问：你愿意跟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先生拍个照吗？女孩回答：不，我不跟陌生人拍照。
“我想她会后悔一辈子。”凡尼说，她只是一个伴舞者，而他那时已经相当著名。
女孩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知道！”凡尼大声道。
她带我们走进今天红磨坊女孩的化妆妝间。她们自己化妆，必须浓艳，否则舞台上的强光和大大的羽毛会淹没她们。她们还往身上涂很重的粉底，特别是上身赤裸的舞者。这个被称为“烙饼”的粉扑由红磨坊提供。女孩们把需要遮盖的地方涂上水，然后扑上粉，就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这个东西可不怎么舒服，但在舞台上，需要它。
“现在真安静。但是想象一下，今晚，会有40个女孩挤在这里……”凡尼说。
这里完全是她们的私人领地，伴舞者每人有一张自己的化妆桌，主演有独立的换衣间。其间可以放置她们喜欢的东西，有家庭照片，也有便签条，上面写道“我最喜欢卡门贝干酪！”“我是公主！”或者“我会想念你的。感谢这段美好的时光。”“我期待我的下一次旅行。梅根”
还有人贴着Hello Kitty，或者画一根羽毛落在一只手上。数字7在很多女孩的桌上出现，不知为什么那么流行。
也有女孩在镜子上贴葡萄牙“天涯海角”的风景画。那是葡萄牙的罗卡角，欧洲大陆最南端，被葡萄牙诗人卡蒙斯（Camões）称为“陆止于此，海始于斯”。
每张桌子上都标有人名和数字。名字要用真的，除非重名，比如有太多的“露易丝”，后来的两个要改成“露”和“茉莉”。数字对应他们的服装，大大小小的，男（20名）女（40名）舞者的，服装分布在上下两层（“得给这些服装找安置的地方，红磨坊地方不大，所以……服装被分门别类，还有各种帘子幕布，塞得到处都是”），大的服装在楼下穿戴，小的配饰在化妆间搞定。在一出戏中，他们大概要换8到10次衣服，有时更衣必须在20秒内完成。21名工作人员分布在各个服装配置点，帮助舞者更衣。
舞者来自14个国家。第一位的是澳大利亚，其次是英格兰和法国。
“我们在等待第一个中国舞者的到来。”凡尼说。
这里招收的舞者，男生至少要1米85，女生至少1米75，要有优秀的芭蕾舞、古典舞的基础。他们面试并试训合格后可以签订半年到一年的合同。合同里规定你的体重不能增加或者减少超过2公斤；不能未经允许就改变头发的颜色，因为演出时需要佩戴假发，有些发段要跟假发的颜色匹配；也不能戴太多的首饰或装饰，个人的饰品或者文身什么的都要注意。
刚来的舞者会学习康康舞以及红磨坊表演的基础舞蹈，总体来说，她们会成为穿衣的舞者；另一队舞者是裸露胸部的，由舞者自己决定是否裸露。
“我们不会會要求一个18岁刚来红磨坊的年轻姑娘露胸表演，这是一个渐漸进的过程。如果说她愿意在演出中进步、获得更多的酬金、扮演更加显眼的角色，她自己可以提要求，由她做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决決定。”让-雅克说，“我知道有些电影里，一些女演员为了在业界成名，要赤裸裸躺在床上和别人做爱，我们这里还不到这种程度。感谢上帝。”
40%的舞者在红磨坊工作一年后，带着“简历上非常华丽的一笔”（凡尼语）寻找更好的机機会，有的登上了伦敦或者纽约的舞台。有人选择旅行，也有人为豪华華游艇做表演。两年后，他们还可以再回来红磨坊。“再回来的这些人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辈子在这里跳舞的也有，但特别少。演员在红磨坊的职业生命都很短，最多待到35岁。”让-雅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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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磨坊每天的运转轉都像一串咬合的齿轮。晚上，21个工作人员帮助演员们打理衣装；白天，众多手工艺者在车间里做着相同性质的工作。
头天晚上演出结束后，舞者们把自己的ID和服装的问题写寫在纸条上跟衣服一起挂在指定的架子上。白天车间的女工们来了之后後，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补夜间损坏的衣服，以供他们夜间继续穿戴。如果服装太旧了，就只能送回制衣车间，再做全新的，一模一样的。另外还有制作羽毛物件的工坊，也设在红磨坊内。这样的羽毛工坊全法国只剩下两家，因为有很多行业秘密需要代代相传，而老工匠的经验驗又不可替代，所以红磨坊决定挽救羽毛工坊，买下它的所有权。
“红磨坊支撑了整个产业。”凡尼说。
照看假发的人每天中午12点到这里。她要照看400顶假发。她中午来，午夜走。其实这些头发都是“真”发，因为真的头发好打理，容易染色和做发型，它们也更贵，但在舞台上更好看。
每天晚上舞台需要1000件服装。最后後一幕里用到的服装价值1万欧元一件。创作一出戏，投资在900万萬欧元左右，其中有400万是用在服装上的。
一场演出需要700双鞋子，所有的鞋也都是手工制作。“这样的靴子大概一双要3500欧元。这里有水晶，靴子很长，需要比较挺拔，在舞台上也需要舒适和安全。”
下午4点，120名侍者就到了，厨房的灶台也热烈起来。整个场地对外开開放在6点半。
自1999年上演现有剧目后，红磨坊每天两场演出，从不关门，圣诞节也不打烊。15年没有停业一天。400名员工在风车屋里各司其职地忙碌。
“这是一架大大的机器。”凡尼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东西，在所有的夜晚，在舞台上，必须看上去很美。”
工作人员在精心制作表演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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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二次采访完让-雅克是下午两点左右，太阳正热。从红磨坊走出来，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人。
他穿着蓝色连身的工装服，袖口裤脚烂了，屁股附近有一大块污渍，头戴藏青色圆圆的线帽，络腮胡，脸颊涂着白色的油彩，黑重的眼妆，按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假鼻头。他在斑马线处扔下一只隻棕色木箱。但箱子放得挺直，把手端正地朝向天空。然后，人就不见見了。
在有些拥堵的交叉口，有轿车从我们面前缓慢地驶过，他跟在后面撅着屁股，做出死命推行的样子，好像驱驅动法国名车雷诺的不是马达而是他的力气。车停下，他就肩扛身靠地折腾一通，好像车在陡坡艰难上行。一辆哈雷摩托驶过，他就勾勾手指，配合着油彩都阻挡不住的表情加上寒酸的行头，浑身写满挑衅。
红绿灯交替，他立刻俯下身，狗一样在地上爬，跟在匆匆穿过马路的行人身后，逗着回头不解的孩子，嗅着白领領单肩背在身后的提包。
突然他跑向自己的百宝箱，掏出黄色的反光背心穿上，从背心口袋里掏出哨子，交警似的比比划划，对着在红灯前停下的汽车甩出竖直的手掌心，铿锵有力。
他也会撩腿扭胯像卖弄风骚的舞女，为富人毕恭毕敬地吹风掸灰，惊恐万分地逆着车流狂奔，好像遭遇千军万马馬的追杀。
这里是游客如织的蒙马特，顶级表演俱乐部红磨坊的门前。小丑在人流中穿梭。没人知道他更渴望欣赏賞还是更祈求金钱。
红磨坊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丑角派多曼在跟东家发生纠纷后离开，他明白失去了红磨坊的声望，“可能我放屁不会再那么响了，”“但我自由了。”他平淡地维持着这个职业直到一战爆发，4个儿子全部阵亡。石匠的儿子返回马赛，重操旧业，开了几家面包店，在土伦开了饼干厂，自制饼干。88岁歲时死于土伦。
罗特列克死于37岁，与他的朋友梵高同龄而终。与梵高的田野风光不同，罗特列克的作品，或者说他的生活，没有走出那些鲜活的声色场所，房间与灯光成了他忠实實的庇护所。
“我父亲曾和我说，在这儿，我们让讓人们忘记忧愁，我们带去欢乐。欢乐，这是个大词，但简单来说就是让人们出门的时候能挂着微笑。”红磨坊的现任经营者让-雅克•克莱里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