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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王兰芬) 记者 陈剑摄
与中国大多数夫妻一样，王士光和王新夫妇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之处。在一张照片上，他们一左一右，肩并肩站在庭院里，略显拘谨。那是1938年的冬天，两个年轻人打扮得很是时尚：丈夫穿了件呢子风衣，妻子穿的是翻毛皮大衣。
又过了10年，两人的穿着大为改变：齐刘海的卷发和西装革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不过，夫妻俩中间多了个睁着大眼睛的小女孩，脖子上系着浅色的围嘴。
最大的变化当然是岁月带来的。到了1975年，照片上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带副黑框眼镜。他俩身着深色干部服，力图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但仍然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
旁人难以想象，这些已经发黄甚至模糊不清的照片背后，是一个接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第一张是他们假扮夫妻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的合影。第二张是两人因战争而分开，直到8年后在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小镇上相遇之后拍摄的。不过这一次，假夫妻终成眷属，并生下了大女儿。而1975年那一张，是两口子“文化大革命”时期分别了8年后重逢时拍摄的。
最近，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央视一套热播，讲述一对共产党员假扮夫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故事。相比之下，身为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夫妇，现实生活中却一直低调而平静。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65年时光，直到2003年王士光在北京去世。如今，妻子王新依然在世，已经89岁的高龄了。
正如荧屏上的女主角何兰芬一样，起初，本名叫王兰芬的王新也不同意“嫁人”。
当时，她的身份还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她出身于东北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张学良子承父业后第一次检阅东北军队，陪阅官就是王兰芬的父亲。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把女儿王兰芬送到天津亲戚家中。第二年，还在读中学、年仅15岁的王兰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她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是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按照计划，15岁的王兰芬即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习。这一天，她到指定地点来接头。
一切都像电视剧中那样充满悬念：在一座充满欧式风格的花园里，一个陌生的男子告诉她“党交给你的任务变了”，需要她和一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掩护对方做通信工作。
“我觉得很突然，思想根本来不及转弯。”时隔多年，早已改名为王新的王兰芬笑着回忆说。她表示自己连恋爱还没谈过，怎么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
后来，王新才知道，这个接头人正是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当时，他的名字叫姚克广。
也许是看出了小姑娘的心思，姚依林劝解说：“党员嘛，个人要服从组织，党相信你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在回忆文章中，王新说自己无言以对，表示坚决服从。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谈起这段往事时，他们的小女儿王更怕别人不理解，补充说。这句话她时常从父母口中听到，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天各一方，还是解放后的坎坷跌宕，他们都用这句话来解释。
1938年冬地下工作时期的王士光、王新。
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男方的工作。他就是“一二·九”运动表现积极的王士光。这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才生同样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是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为了不碰钉子，后来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先试问了王士光3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以“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
这也难怪，在众人眼中，这位王家四公子心目中恐怕只有无线电。在王光美记忆里，当时名字还叫王光杰的哥哥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他还以看电影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
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也回忆，王光杰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很擅长物理，所以先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专业背景，当姚依林为加强河北省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立一个电台组织时，就自然而然找到了王光杰。
后来，姚依林回忆说，当时天津和延安距离遥远，一些重大的文件和指示都无法及时获知。有时候，他不得不通过日本人所办报纸的内部消息、以及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来获取信息。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姚依林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那样地干了起来。”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的著作《中国秘密战》，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情报保卫工作。他介绍说，当时无线电电台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江西苏区的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惜被战士们当做怪物砸烂了。得知此事的毛泽东专门嘱咐，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上一条，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無线电台。
这一年的龙岗战斗又缴获了一批电電台，不幸又被战士砸坏，只剩下一部机器，虽然能够收报，但是不能发报。最终，红军俘虏了对方10个技术人员，创立了红军的第一个個电台。朱德每日过问电台工作，并给技术人员以优厚的待遇，台长每个月工资50大洋，差不多是总司令的10倍。
在这种情况下，找一对假夫妻在敌占区设立电台，就有了基础。
这个人怎么像监狱里出来的
尽管表示了无条件服从從，王兰芬仍然提出，要先见一见这位年长6岁的“丈夫”。“况且他同意不同意我呢？”她反问道。
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提前来到旅舍的姚依林还给王兰芬倒了杯水，安慰她说一定会完成任务。
多年后，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王兰芬，依然记得对这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每每听到这這段情节，女儿王更就忍不住打趣：“我妈当时还失手把茶水泼了一身呢！”
而王光杰看见猛然跳出来个拖着辫子的小姑娘，也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小？”
他可能还不知道，对面的这个女学生，为了显得成熟些，特意换換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上了一条蓝布旗袍，就连两条小辫子上的白绸花也特意换成了黑丝带。
看到这样的情景，姚依林赶快把话题岔开，建议两人理发。他尤其叮嘱王兰芬“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烫个卷发最为合适。
他也早已在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其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洋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名叫黄慧，和婶母在家操持家务。
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光杰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光杰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電源。据说，第一次试机，他们就发现机器“打了火”，幸亏王光杰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1948年秋王士光、王新在白沙镇与大女儿的合影。
接下来來的场景几乎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展现得一模一样：在这幢三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王光杰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旁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
他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是邓宋支队司令部的电台。这支部队由八路军宋时伦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对方很快就发来“QSA-5”，表示信号很好，王光杰也用“ROK”回复，以说明接收完毕。
年轻的妻子也成了助手。她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时候，为爲了掩护工作，就和楼下的房东太太聊聊天，或者找另外一个租户，一个冀东来的大地主太太说说话。
虽然亲戚家就住在隔着两条马路的地方，她却从来没有去探望过，甚至没有让讓家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我就像演戏一样。”她说。
小姑娘唯一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绳，这是表示安全的讯号。有时候下班回来，望着“妻子”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王光杰会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她一起跳绳。
也有的时候，阳台上会立着一根竹竿，当然这也是联络的安全信号。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
这些浪漫轻松的故事背后，其实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1938年被郝在今总结为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分期。这一年，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大力进行组织机构变动、方针路线调整和人事选拔培训。
就在这年4月，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統计局”扩大为两个部门，其中一个叫“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另一个就是简称“军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地下工作的对手除了日本宪兵特务和伪政权警察特务外，还有国民党潜伏人员。为此，姚依林叮嘱王光杰不要打扮成穷酸学生的模样，“很容易被注意”。他甚至给王光杰买来了梳子和头油，说是“我知道你思想没有通，所以替你买来，在学校里，朴素是个美德，现在做地下机关工作，要时刻警惕”。
同志们的见面暗号也很讲究。有一次，王光杰和姚依林相约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一人拿着一张張折起一角的《银都小报》，不停地抽烟，直到另一位也手持《银都小报》前来对火。
假扮夫妻更是不能掉以轻心。闲暇的时候，这对“恩爱夫妻”还特意到附近的黄家花园散步，这這是一位清末候补道台所建的园林。
不过，即便是这样装模作样的散步谈心，红色夫妻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类。看到花园里的松柏，这对革命者还会赞贊赏这种植物“不怕风吹雨打和严寒霜雪”。
“我本来看不上这个花园，但后来和黄慧在这里齐步走，听到被践踏的干树叶的沙沙声，觉得别有风味。”王光杰回忆说。
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假夫妻”，但也有“真情侣”的时刻。一次，王光杰持续高烧，虚弱地躺在床上。王兰芬就像真正的妻子那样日夜守护。这让王光杰很感动，他甚至回想起第一次见見面时，无意中伤害对方自尊心的那句话，不由得道歉说：“论年纪，你比我小，是我的妹妹；按党龄，你比我入党早，应该是我的姐姐。”
如今，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一个房间里，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了72年前。夫妻俩那张黑白合影还還摆在桌子上，他们回忆往事的视频正在电视机上播放。当时，王士光由于喉癌接受了“喉全切”手术，已经无法张口说话了。尽管如此，旁人问到多年前的往事，这位老人的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还有片刻，露出神往的表情。
据说，两人的感情得到升华缘于一次遇险。一天晚上，周围出现“情况”，王氏夫妇只得离離开这个家，找一个旅馆躲起来。他们观察了旅馆的房间和地形，研究了脱险的办法和途径，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王光杰想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电台，掩护王兰芬脱险；王兰芬却思量着王光杰是电台的负责人，应该牺牲自己掩护他脱险。他们悄悄地讲出各自的心事，结果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终于有一天，王兰芬忍不住了，问他说：“老姚和葛琛都问过你，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
王光杰大胆地说：“因为有了你。”
“你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怕羞不肯说說。”王兰芬很是爽快。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王光杰借机说。
“我妈经常说我爸是个好人，说是两人在一起从不主动表示。我后来明白了，原来是她主动的呀！”提及此事，王更忍不住笑了。
1938年冬地下工作时期的王士光、王新。
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男方的工作。他就是“一二·九”运动表现积极的王士光。这个個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才生同样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是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为了不碰钉子，后来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先试问了王士光3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以“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
这也难怪，在众人眼中，这位王家四公子心目中恐怕只有无线电。在王光美记忆里，当时名字还叫王光杰的哥哥从從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他还以看电影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錢，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
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也回忆，王光杰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很擅长物理，所以先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专业背景，当姚依林为加强河北省敌占区和抗日根据據地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立一个电台组织时，就自然而然找到了王光杰。
后来，姚依林回忆说，当时天津和延安距离遥远，一些重大的文件和指示都无法及时获知。有时候，他不得不通过日本人所办报纸的内部消息、以及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来获取信息。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姚依林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那样地干了起来。”
八一电電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的著作《中国秘密战》，记述了中国共产産党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情报保卫工作。他介绍说，当时无线电电台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江西苏区的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惜被战士们当做怪物砸烂了。得知此事的毛泽东专门嘱咐，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上一条，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
这一年的龙岗战斗又缴获了一批电台，不幸又被战士砸坏，只剩下一部机器，虽然能够收报，但是不能发报。最终，红军俘虏了对方10个技术人员，创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电台。朱德每日过问电台工作，并给技术人员以优厚的待遇，台长每个月工资50大洋，差不多是总司令的10倍。
在这种情况下，找一对假夫妻在敌占区设立电台，就有了基础。
这个人怎么像监狱獄里出来的
尽管表示了无無条件服从，王兰芬仍然提出，要先见一见这位年长6岁的“丈夫”。“况且他同意不同意我呢？”她反问道。
时時间定在了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提前来到旅舍的姚依林还给王兰芬倒了杯水，安慰她说一定会完成任务務。
多年后，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王兰芬，依然记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每每听到这段情节，女儿王更就忍不住打趣：“我妈当时还失手把茶水泼了一身呢！”
而王光杰看见猛然跳出来个個拖着辫子的小姑娘，也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小？”
他可能还不知道，对面的这个女学生，为了显得成熟些，特意换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上了一条蓝布旗袍，就连两条小辫子上的白绸花也特意换成了黑丝带。
看到这样的情景，姚依林赶快把话题岔开，建议两人理发。他尤其叮嘱王兰芬“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烫个卷发最为合适。
他也早已在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其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洋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名叫黄慧，和婶母在家操持家务。
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光杰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光杰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電源。据说，第一次试机，他们就发现机器“打了火”，幸亏王光杰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1948年秋王士光、王新在白沙镇与大女儿的合影。
接下来來的场景几乎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展现得一模一样：在这幢三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王光杰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旁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
他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是邓宋支队司令部的电台。这支部队由八路军宋时伦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对方很快就发来“QSA-5”，表示信号很好，王光杰也用“ROK”回复，以说明接收完毕。
年轻的妻子也成了助手。她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时候，为了掩护工作，就和楼下的房东太太聊聊天，或者找另外一个租户，一个冀东来的大地主太太说说话。
虽然亲戚家就住在隔着两条马路的地方，她却从来没有去探望过，甚至没有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我就像演戏一样。”她说說。
小姑娘唯一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绳，这這是表示安全的讯号。有时候下班回来，望着“妻子”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王光杰会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她一起跳绳。
也有的时候，阳台上会立着一根竹竿，当然这也是联络的安全信号。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
这些浪漫轻松的故事背后，其实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1938年被郝在今总结为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分期。这一年，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大力进行组织机构变动、方针路线调整和人事选拔培训。
就在这年4月，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扩大为两个部门，其中一个叫“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計局”，简称“中统”。另一个就是简称“军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地下工作的对手除了日本宪兵特务和伪政权警察特务外，还有国民党潜伏人员。为此，姚依林叮嘱王光杰不要打扮成穷酸学生的模样，“很容易被注意”。他甚至给王光杰买来了梳子和头油，说是“我知道你思想没有通，所以替你买来，在学校里，朴素是个美德，现在做地下机关工作，要时刻警惕”。
同志们的见面暗号也很讲究。有一次，王光杰和姚依林相约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一人拿着一张折起一角的《银都小报》，不停地抽烟，直到另一位也手持《银都小报報》前来对火。
假扮夫妻更是不能掉以轻心。闲暇的时候，这对“恩爱夫妻”还特意到附近的黄家花园散步，这是一位清末候补道台所建的园林。
不过，即便是这样装模作样的散步谈心，红色夫妻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类。看到花园里的松柏，这对革命者还会赞赏賞这种植物“不怕风吹雨打和严寒霜雪”。
“我本来看不上这个花园，但后来和黄慧在这里齐步走，听到被践踏的干树叶的沙沙声，觉得别有风味。”王光杰回忆说。
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假夫妻”，但也有“真情侣”的时刻。一次，王光杰持续高烧，虚弱地躺在床上。王兰芬就像真正的妻子那样日夜守护。这让王光杰很感动，他甚至回想起第一次见面时，无意中伤害对方自尊心的那句话，不由得道歉说：“论年纪，你比我小，是我的妹妹；按党龄，你比我入党早，应该是我的姐姐。”
如今，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一个房间里，时间間似乎永远停留在了72年前。夫妻俩那张黑白合影还摆在桌子上，他们回忆往事的视频正在电视机上播放。当时，王士光由于喉癌接受了“喉全切”手术，已经无法张口说话了。尽管如此，旁人问到多年前的往事，这位老人的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还有片刻，露出神往的表情。
据说，两人的感情得到升华缘于一次遇险。一天晚上，周围出现“情况”，王氏夫妇只得离开这个家，找一个旅馆躲起来。他们观察了旅馆的房间和地形，研究了脱险的办法和途径，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王光杰想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电台，掩护王兰芬脱险；王兰芬却思量着王光杰是电台的负责人，应该牺牲自己掩护他脱险。他们悄悄地讲出各自的心事，结果谁也无無法说服对方。
终于有一天，王兰芬忍不住了，问他说：“老姚和葛琛都问过你，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
王光杰大胆地说：“因为有了你。”
“你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怕羞不肯说。”王兰芬很是爽快。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王光杰借机说。
“我妈经常说我爸是个好人，说是两人在一起从不主动表示。我后来明白了，原来是她主动的呀！”提及此事，王更忍不住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