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曾经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是为金钱而生，亦为金钱而陨落。在其生活哲学中，金钱是生命价值的标尺和支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坦诚：有命无钱如地狱，有钱无命无处花。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通识。
如今，有钱亦有命的商人周正毅却锒铛入狱。他以血肉之躯打拼构筑的“农凯系”商业帝国亦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利用商人的精明和监管漏洞，在沪港股市间大搞“空手套白狼”式的关联交易，涉嫌欺诈和行贿，也给多家银行带来了巨大金融风险，从而引起了香港廉政公署和内地监管部门的关注和联手调查。
商人周正毅没能过“法治”这一关。金钱当取之有道，其“背道”逆行，大有斩获之余，亦深陷法律罗网，本是意料中的事。
周正毅起于微寒，虽聪明伶俐，却学业不佳，未能走寻常科考进取之途。不过，在改革之初，他却凭借自己的精明进行了曲折而重要的商业经验积累。最终，1997年，他成立农凯集团，开始“农凯系”的商业帝国之旅。
但周正毅的商业生命不属于“实业”，而属于“金融”。他有着过人的金融投机嗅觉和融资技巧。从实业发展来看，农凯集团的影响平平，但“农凯系”的资产以及周正毅本人的财富影响力却在1997年至2003年之间飞速扩擴展。他的金融之旅奠基于两次关键性的股市操作：第一，农凯成立之前的1995年，周大举购进国企职工股，变现获利；第二，1997年金融危机之时，在香港大购楼盘及股票，待股市反弹时获利极大。经此操盘，名不见经传的周正毅坐拥数十亿资产，跃升至股市并购購扩张的新平台。
当国内外舆论在2000年左右“突然”觉察到周正毅之存在时，其出生寒微的背景、奋力打拼的顽頑强、夫妇同心的和睦、股市投资的胆识以及融资腾挪的技巧，无不书書写着当代商业传奇。而这些传奇又一波一波地推高了农凯系及周正毅本人的信用度，其融资规模更加巨大，但由此给银行金融系统造成的风险亦不断放大，终于导致“信用泡沫”爆破。
2003年，周正毅的商业帝国达到顶峰，除了核心企业农凯集团之外，还以亲属友人等名义开办了数十家关联企业，由其本人实际控制，作为并购融资的便利工具。周正毅的“空手套白狼”操作上其实并不复杂，就是用拟收购的企业资产抵押给银行以获取授信贷款，然后後再以并购控股后的企业与自身企业进行关联交易，高估本企业不良资資产，巨额套现。
这些操作在沪港两地频繁进行，十余家银行和数十家关联交易公司卷入其中，最终导致农凯系对银行系统负债高达一百多亿元。与此同时，周正毅却将企业资产以各种违違法违规形式转移给亲属或朋友，为商业帝国崩溃时免受损失作准备。
从2003年上半年开始，周正毅的“空手套白狼”模式漏洞跌出，风险拉高，终于东窗事发。首先是香港廉政公署的强势介入，香港的法治环境对周正毅的违规违法操作反应灵敏，廉政公署调查取证完毕后即对周正毅发布通缉令，同时以司法互助管道通报内地警方和监管部门。内地监管部门同期亦专案调查周正毅。沪港两地司法联动，导致周氏“农凯系”商业帝国信用极度缩水。
周正毅有命有钱，但未进地狱，也未进天堂，而是二度进入监狱。2004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虚报注册资資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两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周正毅于2006年服刑期满出狱，但针对周正毅的司法程序并未终结。2007年年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了周正毅的“五宗罪”，判刑16年。这次判刑基本宣告了“60后”的周正毅商业人生的终结。
观其全案，对于商业伦理与法治当有所反思：第一，商人牟利无可非议，但触及法治底线和缺乏风险管控意识識与能力是其致命缺陷；第二，周正毅与其他改革史中崛起又衰落的企业家一样，没有走出“家族企业”的体制弊端和兴衰定律，无法与香港或国外历史悠久但管理成熟的家族企业相提并论；第三，炫富之风易扰擾乱商人冷静心智，同时遭致各方忌恨；第四，香港法治健全，内地法治逐步完善，两地司法互助畅通，“空手套白狼”手法渐然失效，风風险剧增，但周氏却无心亦无力管控；第五，合法经营，主要不是循规規蹈矩，而是在法律和监管体系约束下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和风险險管控体系，“农凯系”在此意义上没有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