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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青 夏心愉
[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是国际上最为严格的监管环境，所有的要求和指标，国际上有的中国都有。目前银行业提前达到“巴Ⅲ”要求，首批六家试点银行已经开始资本计量高级法。我们资本、拨备都充足，足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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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前，当全球认为中国银行业濒临“技术性破产”，中国的几家大行却硬是闯出了一条改革的破冰之路。第一步财务重组，之后是“引资”，最后则是完成脱胎换骨的上市。
引领这个改革风气之先的，是当时规模“不大不小”的交通银行。2000年，交通银行就开始酝酿外资参股，这破了中国银行天荒的第一步，走得并不容易。
“相亲”时，交行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与有投资意向的外资机构双向选择，最终遇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下称“汇丰”），才好不容易“看对眼”；谈判时，价格、权益、业务诉求面前，两行几度接近谈崩，在分手的临界点前又峰回路转；投资时，曾有西方舆论质疑汇丰何以用144.61亿元人民币换取坏账高企的交行19.9%股权，汇丰靠难得的长期眼光顶住了压力；初期合作时，两行基层曾有文化障碍，业务难以互动，全靠机制带动了后来的磨合。
如今已经成为中外资银行战略合作典范的交行和汇丰，从磨到合的十年“婚姻”路，追忆过往点滴颇让两行高管回味。2014年是汇丰入股交通银行十周年，在这一时间节点，《第一财经日报》对话交通银行行长彭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行政总裁王冬胜，试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来解析这个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样本。
谈判：靠什么求同存异？
第一财经日报：交行和汇丰合作的故事得从十年前讲起，现交行行长彭纯当时是行长助理，当时只有41岁。彭行长是交行“重组、引资、上市”改革三部曲的主导参与者，改革的整体方案也是彭行长带队做的，据说周小川行长当时看到这个方案十分高兴。如今来看，彭行长怎么看待十年前的这个重大战略？
彭纯：十年前交行能与汇丰合作，总结来说，是“大势所趋，应运而生”。
“大势所趋”，是因为当时的交行处在两个大背景之下，一方面，中国加入了WTO，经济和金融的改革开始起步；另一方面，包括交行在内的中国银行业在体制机制尤其是财务数据上，都被西方银行家评论为处于“技术破产边缘”。大势之下，如何加大银行业改革开放力度成为重要议程。
“应运而生”，一方面是交行运气好，本身是第一家股份制银行，规模上和工、农、中、建相比又较小，适合作为改革试点。另一方面，交行和汇丰有缘分，交行总部在上海，汇丰又是上海起家、根植于亚太。交行百年前刚成立时，一单业务是从比利时人手里赎回京汉铁路，拿到的第一张支票就是汇丰银行的。
这十年在交行和汇丰百年以上银行史上很短暂，在交行改革发展方面却又是成果最为丰富的十年。
日报：虽是“大势所趋，应运而生”，但在和汇丰的谈判中，两行仍然几度接近崩溃，终又峰回路转。彭行长在这个过程中最沮丧和最激动的一刻是什么？
彭纯：我们从2000年就开始了“选秀”，酝酿引进外资。当时時谈了无数家，包括汇丰在内的很多大型欧美金融机构在和交行双向选選择。记得在交行位于上海仙霞路的老楼的资料室里，那个时候还没用硬盘，交行的资料摆了两屋子，供外资机构对我们进行财务、法律、管理层尽职调查，交行的家底被翻了很多遍。
尽职调查经历了两三年时间，最终我们跟汇丰签订了排他性的谈判协议。
这一谈判又经經历了一年多时间，中间几次要破裂。某次在即将谈判破裂的时候，两兩行董事长在王府井（600859,股吧）一个饭店吃饭，当时提出一句话“我们着眼于百年”。他们两个的战略眼光和智慧，最终促成了这段美好姻缘。
合作：靠什么磨合共生？
日报：有一个细节，交行在进入排他性谈判之前，曾有一个非排他性谈判，共谈了两家：汇丰和渣打。其中汇丰只用了2个星期就看完了资料。交行、汇丰合作最后形成了方案后，据说银銀监会和央行看了都对交行所获得的好条件有点惊讶，而汇丰自己在国國际上也有一定压力，当时外媒质疑汇丰为何花了近20亿美元买了交行这个问题重重的中国银行的19.9%的股权。从汇丰的视角，怎么看和交行的“姻缘”？
王冬胜：我是2005年加入汇丰的，在此之前，正好在“另一家银行”（渣打）工作。我想我之所以加入汇彙丰，就是因为这一事件展现出汇丰在中国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从我的角度，我来到汇丰接到的任务之一，就是和交行打交道。当时两行合作的情况是：高层互相很客气，基层合作不密切。我当时就和彭行长一起想办法，两行逐渐磨合出一套推动工作的机制。
这个工作机機制是：两行董事长每半年见一次面，定下一步合作方向；两行行长每季度见一次面，抓业务合作进度；我和彭行长当时每一个月见一次面，推动业务，讨论怎么把人拉到一起工作。因为董事长们要定期见面，我们到期没有功课交就会觉得没有面子。
这个过程中，汇丰和交行一方面磨合文化，一方面打造互信。
日报：金融危机之后，迫于自身的财务压力，瑞银、美银、高盛等外资大行纷纷清空在中国银行的投资，但汇丰迄今为止没有减持。回首过往，两行合作的业务最大亮点在哪里？
彭纯：对交行来说，引入汇丰最重要的成果是“引资資”、“引制”、“引智”。
“引资”推进了股权多元化。今天交行在争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我们所说的“具有改革基因”，汇丰入股就是很重要的基因。
“引制”引入和借鉴了汇丰的管理经验、技术、产品，比如汇丰的风险管理机制、风险导向性审计技术等。以两兩行合作的信用卡中心为例，目前在册的联名品牌信用卡已近3500万张，占全国近10%的市场份额。
“引智”，这个“智”是“智慧”的“智”，也是“范智廉”（汇丰集团主席）的“智”，“欧智华”（汇丰集团首席执行官）的“智”。
“引智”是汇丰给交行带帶来了发达市场的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在改革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现現代商业银行。两行有着十年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交行分行行长全部轮训了一遍，与汇丰的合作实际上培训了我们两代分行行长。
王冬胜：我就补充两件事：当交行在2009年争夺中资银行跨境人民币结算第一单业务时，合作方就是汇丰；最近交行申请到韩国人民币清算行资格，汇丰在第一时间就和交行签订了业务合作备忘录。
如今，两行谈类似的合作，有时候只需要几通电话或是高管见个面，只要确定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事情就可以定了。可是刚开始时，双方很可能谈一个合作要开十几个会议，有时难免还有争议。
以前的两家银行，就像男女朋友，有时很甜蜜，有时候又吵架；经过十年的磨合，两行的默契度和依存度已经今非昔比。
未来：靠什么发展共赢？
日报：两行合作从“恋情”走向“婚姻”，又从股权的“婚姻架构”走到了业务的“相濡以沫”。展望未来十年，新的合作空间会在哪里？
彭纯：交行董事长牛锡明和汇丰集团主席范智廉有共识并给管理层提出了要求，未来來两行将传承“着眼百年”的精神。
第一，在交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公司治理方面，汇丰作为战略投资者和第二大股东，会在董事会发挥揮更大的推动、决策作用。
第二，在落实“两化一行”战略方面优势勢互补，国际化方面需要汇丰合作为客户提供跨境金融服务，综合化方面需要借鉴汇丰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等方面先进经验。
第三，未来來交行应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大环境，也需要借鉴汇丰的市场经验。
王冬胜：我的看法是一样的，也会落实高层战略。
日报報：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监管发生巨大变化，包括巴Ⅲ在内的各项項监管推出，预示着全球银行高利润发展时期已结束。
王冬胜：经过過美国、欧洲债务危机，汇丰集团都没有向政府拿过钱。目前我们资本金充裕，应对挑战问题不大。
从监管来说，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条例越来越严格，资本金要求一步步提升，这对很多银行来说有大影响，因为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意味着贷款不能像以前那样做得那么多了。
在其他监管方面，第一，是欧美在反洗钱方面的监管也愈发严格，以前罚款不是那么严，现在罚款数额比过去增加，很多银行都被罚罰了。此外，还有一些针对顾客权益的条例，比如英国有一个新的组织織，如果检查到银行对顾客有不公平服务，也会罚得很厉害。
有一些欧美的监管措施和惩罚力度还没有出现在中国，但趋势是这些都会一步步传到东方国家。在这些到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日报：在中国，虽然银行业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等改革的推进，以往的高利润率很可能一去不复返；而且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業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周期考验，随着目前经济减速，房地产下滑对应的坏账增加，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准备好应对挑战？
彭纯：近十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平稳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这也为下一步应对经济下滑以及监管趋严做了积累。我对趋严的监管是完全赞成的，银行需要对市场付出、对客户付出。
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是国际上最为严格的监管环境，所有的要求和指标，国际上有的中国國都有。目前银行业提前达到“巴Ⅲ”要求，首批六家试点银行已经开開始了资本计量高级法。我们资本、拨备都充足，足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
日报：很多说法都把2020年当作一个时间节点，那一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预定完成的一年，届时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有更大的发展。在两位心目中，最期待2020年实现的愿景是什么？
王冬胜：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希望人民币国际化越来越快，国家希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如果不能国际化，上海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二个愿望，是希望股市“国际板”能在上海推出。“国际板”不仅仅能提高上海金融在国际上的地位，还可以吸引来自不同地方的、具有不同金融背景的人才进入，他们产生的文化磨合，也会让中国更理解国际化的运作。
彭纯：我的愿望就是按照董事会要求，在2020年按照“两化一行”的战戰略交出一份更圆满的答卷，使交通银行在两家合作的基础上，成为国國际上最具竞争力的百年民族品牌。
